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困境与出路.docVIP

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困境与出路摘 要：证据开示制度作为对抗式庭审模式的配套制度之一，在实现控诉方与辩护方之间的资源平衡、防止审判的拖延和无序、确保诉讼的高效快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案卷移送制度、证据开示主体的角度，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困境进行研究，改革庭前案卷移送制度;明确证据开示的主体;明确证据开示的地点;明确违法开示义务的法律责任。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据开示;案卷移送中图分类号：D9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2-0055-02证据开示制度起源于普通法法系，其含义为：当辩护方提出合理申请时，法庭可以要求控诉方在审判前允许辩护方查阅或得到其掌握的有关证据材料;当然，在法律规定的特定情况下，法庭也可以要求辩护方将其准备的证据材料向控诉方开示。各国为了适应司法实践的发展，随着刑事诉讼构造的转变，并进一步结合本国国情，从立法上设置了与本国刑事诉讼模式相匹配的证据开示制度，我国在1996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中，采用了对抗式的庭审模式，并有类似证据开示的相关规定。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进一步完善了证据开示制度的相关规定。但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严格意义上来讲，与对抗式庭审方式相配套的证据开示制度并未真正建立，存在着一些不足。一、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现状与问题（一）案卷移送制度的恢复造成证据开示制度中法官无法保持基本的中立性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废除了移送“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照片”的相关规定，对检察机关的案卷移送范围进行了扩大，并恢复了移送全部案卷材料的制度。同时，坚持了法院庭前形式审查制度，这意味着法官主要通过阅卷方式来进行庭前准备活动，而不得在庭前进行任何形式的证据调查。关于检察机关全案移送案卷材料制度的恢复，充分保障了辩护人的阅卷权，使其不会因检察机关的控诉而束手无策，为辩护人的防御准备提供了方便。全案移送案件材料制度与辩护人在审查起诉阶段阅卷的制度在解决律师“阅卷权”难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提前查阅案卷材料使得法官对案件做到心中有数，为及时有效地解决可能出现的程序争议做好准备，有利于推动法庭审理的顺利进行，避免架空整个法庭审理过程。但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恢复全案移送案卷材料制度面临着较大的法律风险。法官通过事先阅读案卷材料，对案件有所认知，必然会针对公诉方指控的犯罪事实产生先入为主的预断，心中的天平已经产生了倾斜，而在此种情况下并不能客观公正地对被告人进行裁判，使得多年来建构的抗辩式审判方式流于形式。多年的刑事司法实践显示，只要事先对公诉方的案卷材料有所了解，法官就不可能自甘情愿地扮演消极裁判者的角色，注定会在司法调查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二）证据开示的主体不明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确立了庭前预备程序，主要就可能存在的程序争议问题举行听证，这将有利于维护程序正义，充分发挥控辩双方的重要作用，从而做出相对合适的裁判。同时，听证式的庭前预备程序可以起到程序过滤的作用，将控辩双方的程序争议在开庭之前解决，避免开庭后因为大量争议的出现，而中断庭审过程，造成无休止的休庭，致使法庭审理的效率受到影响。但同时在我国的相关规定中，证据开示的主体并没有明确的说明，而通过分析相关的法律条文及司法解释，可以看出我国更强调控诉方即检察机关向辩护方开示其所掌握的证明被告人有罪、罪轻或者无罪的全部证据材料。通过加强控诉方的证据开示责任，有效保障辩护方的诉讼权利，有利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做好充足的准备，使其在庭审过程中自如的进行辩护，从而更好地推动庭审的顺利进行。然而对辩方的被告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而言，法律并未明确规定其证据开示义务，笔者认为，基于抗辩式的庭审模式，考虑到控辩双方的对等地位，也应当将其掌握的证据进行开示。分析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笔者注意到就证据开示的责任主体而言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是检察机关还是人民法院并未说明，这极有可能造成责任的互相推诿。并且，辩护方应去何地查阅相关的案卷材料也没有规定。二、对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的构想（一）对庭前案卷移送制度进行改革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恢复庭前案卷移送制度，并在法官进行庭前审判准备、辩护律师阅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使得刑事法官在开庭前获得全面阅卷的机会，法官无法保持基本的中立性。纵观世界各国的法律，在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的方式上，采用两种基本的模式：一种“案卷移送主义”模式，大陆法系国家采用，另一种是“起诉书一本主义”模式，英美法系国家采用。第一种模式中法官拥有在开庭前全面查阅案卷材料的权利，为法庭受理做全面的准备工作。而第二种模式中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除了将起诉书移送法院外，不能再提交其他任何证据材料，检察机关掌握的证据材料只能当庭出示。随着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