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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视角下翻译家及其译作的文化输出 　　【摘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当今世界，文化多元化趋势日益加强， “一带一路” 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化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国内外众多的学者和翻译家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深的热爱和迷恋，并创作出了大量闻名中外的译文作品，这些作品让世界认识中国。本文从“一带一路” 视角来探讨翻译家及其译作所带来的文化输出，旨在了解翻译家及其译作所带来的世界影响力和对中国传统文化所做的突出贡献。 　　【关键词】一带一路 文化 翻译家 文化输出 　　一、“一带一路”及其文化影响 　　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分别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即“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是指中国与亚太以致东北非、欧洲广大国家和地区互联互通、互利合作的广泛概念。“一带”，即“丝绸之路经济带”，泛指中国与经过中亚直至欧洲的古代“丝绸之路”所及区域的经济合作，涵盖东南亚、印度洋到东北非以至地中海和从中国沿海港口经南海到南太平洋两条主要走向区域的合作。 　　“一带一路”不仅是一个空间地域概念和经济合作战略，它更是一个建立在历史文化概念基础之上的文化影响力范畴，是中国面向全球化的战略架构。因此，文化是“一带一路”的灵魂，文化先行的优势可以推动我国与沿途各国的全方位、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一带一路”战略下，文化被放在一个更加重要的地位，这对于推动我国文化的发展，把灿烂悠久的科技文化传播到世界有着更加积极的影响力。 　　二、翻译与文化输出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们进行沟通交流的主要表达方式。正如苏珊?巴斯奈特曾提出“翻译学应向文化倾斜”;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翻译不是在甲语言里找与乙语言里对等的词项，而是将语言符号放置在特定社会的文化背景下，从这个意义上说，翻译是跨越文化的交际。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在分析功能对等时也深入地探讨了翻译与语言的关系，认为要做好翻译，掌握两种文化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词语只有在运用在特定的文化中才具有意义。因此，翻译需要跨越语言和文化差异，把一种文化语境下人们对世界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呈现给另一文化语境中的接收者。 　　翻译的主体性是影响文化输出的一个重要因素。刘再复所说，人的主体性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人是实践主体，其次人又是精神主体。所谓实践主体，指人在实践过程中与实践对象建立主客体关系，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按照自己的方式行动，这时人是实践的主体。所谓精神主体，指人在认识过程中与认识对象建立主客体关系，人作为主体而存在，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思考、认识的，这时人是精神的主体。总之，人在实践和认识中、在行动和思考过程中，都处于主体地位，表现出主体的力量和价值。 　　另一个影响文化输出的重要因素就是翻译家所选用的翻译策略。归化与异化是处理不同文化和语言的两种有效策略。德国翻译家施莱尔马赫于1813年《论翻译的方法》中提出了“一种是尽可能让作者保持不动，引导读者去靠近作者; 另一种是尽可能让读者保持不动，引导作者去靠近读者”的两种翻译途径。在此基础上，美国著名翻译学家劳伦斯?韦努蒂于1915年在其出版的《译者的隐形》一书中，明确提出了“归化”与“异化”这一组相关联的对应概念。英语中对于归化与异化的探讨分为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语言层面的归化和异化，分别称之为“assimilation”和“alienation”，文化层面的归化和异化，分别称之为“domestication”和“foreignization”。归化，即把源语本土化，以目的语为归宿，采取目的语读者所习惯的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异化，就是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并吸纳其表达模式，要求译者向作者靠拢，采取相应于作者所使用的源语表达方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 　　三、翻译家及其译作的文化输出 　　1.杨宪益及其译作《红楼梦》。杨宪益先生是我国当代成就卓著的文学家、翻译家。他自小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西学教育的浸润，古文功底深厚。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共同翻译了上百种中国文化典籍和文学作品，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树起一座丰碑。 　　杨宪益钟情用旧体写诗，酷爱写旧体情诗，正是其独特的灵感和扎实的古文功底，使杨宪益能够成功翻译《红楼梦》中的诗词歌赋，并让其译本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的典型译本。 　　《红楼梦》作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在中外文学史坛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杨宪益先生怀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以中译英为己任，致力于把“忠实”放在第一要位。《红楼梦》英译本，杨宪益凭借其高超的翻译技巧， 成功地使用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归化与异化相结合的多种翻译手段，对其所承载的丰富文化信息作了娴熟的处理， 最大程度地传递了原文所蕴含的文化信息，更好地传播了中国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