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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谈科技体制改革 　　2015年是国家全面落实科技改革的关键年。政府发布科技改革政策的同时，科技界的代表们也在积极地回应。身在科研一线的他们，需要什么？他们的声音是完善科技改革的重要力量。 　　秦大河院士：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纳入国家全民教育体系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协副主席秦大河院士认为，全民科学素质需要有一个跨越提升，才能有效支撑创新型科技人力资源的产出，应将我国公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到2020年超过10%的指标纳入“十三五”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情况和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目标的完成情况要纳入对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业绩考核中”。 　　“要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纳入国家全民教育体系，加大面向青少年的科普力度，加大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的比重，把科学素质测试列入升学和选拔人才的考核内容。”秦大河还建议加大资源倾斜，创新农村及边远地区的科普方式，建立稳定增长的科普财政投入机制。 　　秦大河强调，要继续加大对科普专项经费的财政投入;推动在国家重大科技计划项目中增加科普任务，明确规定要有一定比例的经费用于科普;引导和鼓励社会资金投入科普事业，形成多元化的科普投入机制。 　　“充分运用先进信息技术，丰富科普内容，创新表达形式，通过多种网络便捷传播，满足公众的个性化需求。”秦大河对科普信息化建设提出了建议。 　　高鸿钧院士：调整科技投入格局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高鸿钧表示，近年我国科技投入不断增加，去年已超过GDP的2%，但投入中基础研究比例不足5%，仅仅是发达国家比例的1/4。这一长期亏空，是导致我国原创能力和氛围不足以及企业对科技成果识别和承接能力低下的根本性原因之一。目前中央财政民口科技投入中基础研究比例约占15%，美国联邦政府民口科技投入中超过50%用于基础研究。对基础研究的支持，要遵循其特点和规律，不宜追求短期效益，要着眼长远，给予持续稳定支持。 　　他建议调整科技投入格局，逐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强度，争取到2020年中央财政科技投入中基础研究的比例提高到30%（翻一番），促进其与技术开发及产业发展的协同贯通，充分激发基础研究在创新驱动发展中的核心引领作用。 　　干勇院士：理性看待国家科技奖励制度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副院长干勇院士不赞同取消国家科技奖励的做法。他认为，现阶段国家科技奖励制度是一种合理存在，它对促进国民经济建设发展、构建创新型国家等重大战略利益的巨大作用无可替代。 　　对于当前科技奖励的一些突出问题，干勇透露，相关改革正在持续推进，也取得了成效。担任评审专家多年的他对此深有体会。“这两年我明显感觉到一些变化。例如，奖励专家库已经有2.5万人，远程视频答辩、网络盲评等做法也都提高了奖励评审透明度。” 　　“当然，科技奖励改革还要深入持续下去。”干勇提议，除建立评审环节责任追溯制度外，还需建立两层专家评审机制，一层是固定评审专家制度，专家名单保持固定，向社会公开，并建立“黑名单”制度。另一层是专家随机制度，随机抽取要形成常态，过程要保密。 　　刘忠范院士：大学校长不要换得太频繁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物理化学研究所所长、纳米科技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忠范说，但是建设一流大学不是隔一个时期就搞一个花样繁多的做法，每一个“工程”“计划”，全国大学都要参与，涉及到很多评审、评估，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问题。政府过多参与学术界的评价，是外行评价内行，只好靠数字说话，因此对人才的评价只看发了多少文章，被引用多少次，对大学的评价同样如此。刘忠范认为这种评价体制可能偏离了学术。 　　刘忠范还说：“北京大学刚刚换校长，许多大学都在换，每个校长平均时间非常短，北大不到两年。”“频繁地更换校长，换之前甚至本人都不知道，学校没有一点参与的余地，我觉得这个不正常。” 　　刘忠范认为，科技教育毕竟是个长期的战略工作，校长和形成特色办学理念密切相关，频繁更换“领头人”显然不是个好事，因此呼吁政府不要频换校长，把校长过多官僚化、官员化。 　　陈凯先院士：专利归个人，政府不吃亏 　　“如果专利归个人，政府会不会有损失？我觉得不会。因为把教授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更多地将成果转化为产业，就业人员增加，企业也要纳税，对国家也有贡献。”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中医药大学原校长陈凯先说，“过去我们谈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以院校为例，专利是属于学校的资产，科研人员只是发明人，没有激励机制，积极性就难以调动起来。” 　　他还表示，目前广州、上海等地都有知识产权的交易平台，但运用起来不够充分。他建议企业要关注自己领域内重要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的研究方向。他希望，各行各业都能转变思维，以创新驱动发展。过去，国内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