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1898年间梁启超对新闻事业发展所做的贡献.docVIP

1896～1898年间梁启超对新闻事业发展所做的贡献 　　摘 要：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报刊活动家，他毕生都在为中国的前途命运而奔走奋斗，报刊始终是他用来宣传革命主张、召唤广大群众的有力工具。在1896到1898年间《时务报》创办期间，以他为中心的报人创立了时务文体，提出了报纸的功能是“去塞求通”等重要的新闻思想。 　　关键词：时务报；时务文体；新闻思想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1 　　一、梁启超对办好《时务报》所付出的巨大努力 　　梁启超主笔《时务报》期间的许多编辑劳动在报纸的版面上都有所体现。 　　首先撰写论说。在全部《时务报》中，署名为“新会梁启超撰”的共有60篇，《时务报》总共刊载论说116篇次，梁启超的就占到了一多半，如果只统计到他最后离开报馆之前，那么他的论说所占的比例会更大[1]。梁启超的文章不仅在数量上占有绝对优势，就质量而言，也高于其他报人。 　　在《时务报》的编辑群体当中，梁启超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汪康年、章太炎等人撰文不多，而且他们的文章除个别地方外，基本上没有超出梁启超的论述范围，有些文章就是详尽补充、发挥梁启超的某些观点，或者以梁文为中心展开讨论的。梁启超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麦孟华随后根据这个观点写成《论中国变法必自变官制始》；高凤谦《释彝》一文则是详尽阐发梁启超在《春秋中国夷狄辨》中“中国夷狄，本无定名”的观点[2]。 　　当时的办报条件十分艰苦，但梁启超无心抱怨，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了主笔的工作当中。时年不过二十几岁的他，以非凡的才华和敬业的精神为《时务报》的编辑、校对、排版付出了不少心血。辛勤的汗水，换来了社会对《时务报》的承认和对梁启超的赞许，在各种因素的共同促进下，《时务报》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攀上了报刊发行量的最高峰，被同仁自豪地誉为“报王”。它“一时风靡海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分，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3]发行范围遍及全国15个省及东南亚和日本华侨界，足以显示《时务报》在当时具有的感召力。 　　在梁启超离开报馆之前，报纸的销量一直是呈增长态势的。梁启超对《时务报》的疏离，直接导致了报纸质量的滑坡，批评立刻纷至沓来。“《时务报》虽存在，己非复前此之精神矣。”[4] 　　这些事实充分证明了梁启超对《时务报》风靡一时所起的关键作用，《时务报》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产生的巨大影响，与梁启超超人的才华和辛苦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二、确立了新颖独特的时务文体 　　在时务文章以前，我国报刊上流行的是一种八股文与桐城派古文的混合休，此类文体，千篇一律，枯燥乏味。 　　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国社会酝酿一场大动荡和大变革。这种僵化的文体，难以表达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变革的澎湃激情和思想主张。加之，随着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知识、新名词的涌进，旧式艰涩的文言文已经难以适应介绍新思想和新知识的需要。迫切需要一种适合时代需要的新的表现形式，于是一种通俗、自由、新颖的报刊政论文体即“时务文体”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了。时务文体是从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洋洋洒洒数万言的《变法通议》开始的，并以梁启超为时务文体的代表人物。其政论风格从《时务报》上的文章开始形成，在1898年出版《清议报》上的文章成熟，至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等一系列文章达到顶峰。[5] 　　时务文体相比当时占据文坛统治地位的桐城派古文相比，是一个大幅度的解放，它完全抛弃了桐城派的“义法”，走上自由、通俗的道路，从文体形式、思想内容到语言表达，均表现出迥异的风格。时务文体紧密结合时事，针对现实直陈时弊，写法不拘一格，突破了古典文学的框框，既吸收了一些西方文学的句式，又不失中国的传统，自由奔放，语言力求浅显流畅，“惟恐文意艰涩，不能为尽人所解”[6]。胡适说，梁启超的文章“最不合‘古文之法’，但他的应用的魔力也最大”。原因是：“文体的解放”，打破了一切陈式；“条理的分明”，最容易让人读下去，“辞句的浅显，既容易懂得，又容易模仿。”[7] 　　《时务报》中的政论文章，主要以宣传维新思想为目的，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它不矫饰，不拳捏，更多的是直抒胸臆和大声疾呼。梁启超的论文中浸透了热烈奔放的感情，而这一情感的主基调就是爱国主义。梁启超的这些论文，虽然不完全使用白话，但一般来说，明白晓畅，它“介乎仅为少数学者所懂的古文，及劳动者所能了解的俗语之间”[8]，属于浅近的文白参半的通俗文体。游国恩先生评述的那样：“梁启超的新体散文，对一切传统古文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为晚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