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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殖化：社会科学教学互动的关键步骤 　　[摘要] 教学互动古已有之。在学问自己从土壤生发出来的历史境遇里，教与学原本就是“默认一致”的，“所教”与“所学”的背景相同，教学互动是很自然的事情，不太引人注意。但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所教”与“所学”变得不同，教与学无法形成共鸣，更无法互动。因而在教学中，去殖化成为必需的环节或立场。在此基础上，教师才能真正理解“所教”，才能将其转化为学生所能理解的知识，教学互动也才能成为学生的主体性需求，才能真正得以产生。 　　[关键词] 去殖化；教学互动；社科教学 　　[中图分类号] G40-0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712（2014）22-0005-03[ZW（N] 　　[作者简介]张领（1980―），男，贵州毕节人，博士，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农民问题；文静（1990―），女，贵州凯里人，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2013级在读硕士。 　　一、传统互动与社会环境[HTSS] 　　教学互动并不是今天才有的，在古代，中西文明就已各自在探索教学互动的应用。在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在教学实践中，主张用“多闻”“多见”等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并主张通过“三人行，必有我师”“不耻下问”等方式来探求知识，这些都是互动的方式。孟子主张“君子引而不发”“中道而立，能者从之”，即教要适可而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教师不能包办教育，教师不要“一言堂”，要尊重学生的学习能力，“能者从之”，而且要和学生讨论，因为“三人行，必有我师”。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主张学生发表自己的见解，“先儒之所未廓”[1]。及至近现代，我国现代大学教育之父蔡元培主张，“我们教书不能像注入水瓶一样，注满了就完事，最重要的是引起学生的兴趣”[2]。在西方，柏拉图的理论是在和别人的讨论中逐渐形成的，他认为知识并无定论。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也主张教师不应该将自己的思想教给学生，而是要让学生自己学会思考。可见自古以来，学生在互动中就处于中心位置，互动是学生的主体性需求，而不是教师的赐予。古往今来的思想家讨论的这种教学范式就是我们所说的互动式教学。但是，这种教学模式中一个潜在的条件被忽略掉了，那就是共同讨论的语境或者平台。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20世纪40年代末提出了“轴心时代”这一概念，指出古代旧大陆的几个主要文明地区，几乎在同一个时代曾产生了思想文化的突破。张灏认为至少存在西方、中国和印度几大文明[3]。言外之意，这几大文明各自独立发展。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虽后来遭到批判，但这一文化却符合中国乡土社会及其上层建筑的实际。所以金观涛认为，中国社会过去是大一统的官僚机构、自耕农、地主及社会动员的乡村中心的地主经济和儒家意识形态耦合的超稳定结构[4]7-16。也就是说，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知识体系和社会经济结构是同构的。从现实情况来看，儒家文化中的伦理秩序的根基恰恰是乡土社会。恰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5]49“礼并不是靠一个外在的权力来推行的，而是从教化中养成了流动个人的敬畏之感，使人服膺；人服礼是主动的。”[5]51梁漱溟也得出中国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的结论，“一切相关之人，莫不自然有情……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也即表示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6]。中国文化和社会结构融合这一事实说明，知识是中国社会经验的抽象和概括，也说明，教师“所教”的社会背景和学生所处的社会是同一个，因而教师“所教”的知识能够引起学生的共鸣，互动是很自然的事情，所以也才有“教学相长”。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教师“所教”的与学生既有的社会知识和经验逐渐分离，教学互动无法产生，师生之间也无法产生共鸣。学生反映“书上都是干巴巴的条条框框”“读起没有感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二、开放与社会科学知识的殖民化[HTSS] 　　1840年以前，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本是几大轴心之一，各自沿着自己的道路走，但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中国儒生普遍觉醒，开始了一个全面学习西方工业文明、推进现代化的历程”[4]19。东西文化交流原本是正常的事情，但在现代化的背景之下，中西就成了历史中的古今，一个代表传统，另一个代表现代。无论我们在情感上有多么的不情愿，但事实上，我们的文化――尽管梁漱溟有所谓中国文化早熟的定论，“‘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应无疑义”[7]――落后于西方文化是不争的事实。不谈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也大大落后于西方。因为我们所经历的共同体文化，西方已经历过，而西方生发出来的科学、民主、法治等却是中国不曾有的。这就导致我们开放后，文化的传播不是平等的，而是西方文化压倒东方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