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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学生 　　1992年之于中国，是一个全新的起点。以邓小平南方谈话为标志，此后的中国开始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毫无羁绊地一路狂奔。 　　邓小平南方视察的见证者陈开枝打过这样一个比喻：“小平南巡等于是一个已经退役的老船长，当看着船的方向摇摆不定时，他又一次跳上船头，把扭曲的方向摆正了。” 　　但邓小平并不孤单，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的身后有一大群对改革持有相同信念和期待的同道者、跟随者以及学生，其中就有“新三届”。 　　如果说在这之前，“新三届”更多的是以改革受益者的身份出现，那此时及以后的他们，大部分已成为改革的建言者、决策者或践行者。 　　1992年是李克强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第七个年头。他无疑也在关注邓小平的南方之行，并积极地予以应和。这从当年4月一份由全国少工委下发的文件中即可看出。 　　在这份名为《李克强同志对劳动实践活动的几点意见》的文件中，兼任全国少工委主任的李克强向各省市少先队发出号召，“要贯彻邓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精神，要专门安排时间组织学习”，“坚定地贯彻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 　　一年后，升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兼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院长的李克强，在共青团十三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向改革表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跨世纪一代青年的光荣责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确立，在很大程度上要靠这一代青年的探索和实践。” 　　不只在工作上践行改革，这个时期的李克强也在理论上做了大量探索。从1988年至1994年，李克强先后师从著名经济学家萧灼基和厉以宁，陆续用6年时间完成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的在职研究生学业，获得经济学硕士及博士学位。 　　李克强的硕士论文叫《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该文挑战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威廉?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结构”说，主张发展农村工业化，以打破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 　　1991年8月，厉以宁将此文及李克强另外两名同学李源潮、孟晓苏的硕士论文汇编成《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一书。在书的结束语《改革是不可阻挡的趋势》中，厉以宁为整本书的气质定了调：“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不可能成为制止经济改革事业前进的障碍”，“改革将给人们带来信心，带来希望。我们只能有这种设想，也必须做出这种选择”。 　　同年，李克强还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一文，继续阐述他的学术观点，首次提出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并存理论。此文后来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并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论文奖。他的这些观点，如今正落实为他力主的新型城镇化方略。 　　对新任财政部长楼继伟来讲，1992年是一个转折之年。这年2月，他从上海市体改办副主任的位置上调任国家体改委，担任宏观调控体制司司长。时值中央财政危机，中央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弱中央”状态，所以，楼继伟的晋升更像是临危受命。除了牵头迫在眉睫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楼继伟还直接参与设计了由朱?基领导的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正是这项举措拯救了中央财政于水火。 　　此次改革告一段落后，1995年楼继伟被“外放”到贵州省工作，担任副省长。1998年3月，朱?基当选国务院总理，楼继伟再次被召回北京，出任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继续践行分税制的后续改革。在此位置上，楼继伟一待就是9年。 　　因为坚持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立场，楼继伟和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一起被称为“市场派”。 　　当时和楼继伟一样临危受命的还有现任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只不过他的时间要稍晚一些。1993年5月，在国家物价局当了5年副局长的马凯正式出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并参与了后来的大部分经济体制改革工作。 　　关于这群人的气质和行事风格，曾任体改委主任的陈锦华说过这样一句话：“体改委里都是赞成改革的人。反对改革的人怎么能进体改委呢？他们不受部门权力和利益格局的影响，比较超脱。” 　　同样是1992年，国家审计署驻成都特派员办事处副特派员刘家义被提拔至审计署担任经贸司副司长，一年后又升任为司长。1996年，40岁的刘家义再获拔擢，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副审计长。在审计署内部，刘家义被公认是李金华最得力的干将之一，但置身“审计风暴”中的他始终保持低调，不太为外人所知，直至此次出任审计长。 　　在工信部部长苗圩的时间轴里，1992年仍然像是一个韬光养晦的年份。虽然一年前，36岁的他已被提拔为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生产司副经理，并于一年后参与筹备了机械部汽车司且任副司长，但离他大展身手尚有一段时间。直到1997年，在东风汽车公司最困难的时候，机械部才终于将他放出去，担任该公司党委书记一职， “一干就是七八年”。 　　以1992年为节点，若向前或向后继续推移几年，还会看到更多新领导层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