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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政治思想浅论 　　摘 要：钱穆对于政治的研究，多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阐述观点。其主张从传统中汲取长处，反对盲目模仿，具有高度的民族自信。同时借用儒家的观点，对传统的政治制度进行新的解释和理解，对于政治制度采取的是一种中庸的实用论。 　　关键词：钱穆；政治思想；论述 　　中图分类号：K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1 　　一、否认中国古代政治是民主政治，而非封建君权专制 　　（一）“封建”一词的界定 　　对于封建的界定大体认为是“封邦建国”，以政府的内部职能划分或者说权力运行形式为标准。他认为“秦前政治制度为封建，分封列国，共戴一中央政府”，同时又指出“秦以下封建改为郡县”[1]。 　　钱氏否认中国传统的政治为君主专制，认为中国没有一位皇帝喊出“朕即国家”的口号，贵族在汉代以前已经消失，所以不能以“专制”形容古代的政治。可见其界定的“君主专制”为君主一人的专制。 　　（二）从三方面论证中国传统政治非封建专制 　　1.政府权力不为君主等少数个人掌控，且君主受到制约。 　　中国文化传统中存在“士贵王贱”的特殊观念特殊风气，“士人政权”从汉至明都存在。钱氏举王安石为例，“安石坐而讲，神宗立而听”。认为从长期看政府权力掌控在读书人“士”手里，而不是权贵或者军人。而“取士”又通过科举考试制度化，使政权不为特权任意把持和世袭。元、清异族政权则是采用部族政权，以部族控制政府，但仍非是皇帝专制，而只好算是“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2]。 　　2.权力运行的制度保障，比如宰相、科举选士制度。 　　宰相在中国政治中扮演制衡皇权的作用，被钱穆所高度重视。在其《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有大篇幅对于宰相的议论。认为自汉代至明代漫长的历史中，宰相一直是政府的实际领导者，宰相往往是“无事不该问，无权不该揽”。因为宰相制度的存在，使权力被多数人掌握。即使清代没有宰相，设置军机处，也不过是君主加强“法术”的使用，没有达到君主专制。 　　3.政府职权的相互分开制约，防止权力机制的畸形。 　　宰相是政府政府的唯一领袖，但政府内部也是分工协作，杜绝权力机制的畸形。三省六部制使得草拟、批驳、执行分开，避免少数势力独权。台谏制度确保政治行为的规范，监督政府和君主的言行。 　　所以钱穆说中国传统政治不是专制，即使有专制之处，但它有自己的制度、法律，并不全由皇帝个人决定，“还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的专制”。[3] 　　二、中央、地方权力的适度分配 　　自郡县制以来，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便是困扰政府的难题，借鉴历史教训钱穆提出中央与地方要适度分权。钱穆举宋朝作为中央权力过大的例子，认为宋的灭亡与权力分配不合理有关。宋朝汲取唐以来藩镇过重的缺点，处处限制地方，但是过犹不及。军权集于中央，财权集于中央，使得地方实力过分弱小，中央一旦失败，地方便土崩瓦解。 　　机构层次设置的恰当，是钱穆认为权力分配的另一重要方面。在地方政府的规模上推崇汉唐其多次提及权力结构要适度，务必使政令上下通达。地方上为两级政府最为适宜，省一级规模不能大。层级过多会消弱畅通性，层级太少会将则不方便管理。 　　三、对西方政治认识 　　钱穆对于西方政治体制并没有一概排斥，而是强调“政治自有生命，自有渊源，非可貌袭而取”[4]。中国的选择不应盲目照搬西方的某一制度形式，要考虑政治的各方面因素，在传统的基础上创建新的政治制度。 　　其政治眼观并没有局限在中国传统的制度，而是参揽西方政治的起源与表现，从中西两面加以论证。城邦历史、地理环境、宗教习俗、经济形式等，无一不在其考虑范围之内。 　　他总结中西政治不同的两大端：一是中国自古就有的广土众民的大一统的局面，与希腊市府小国寡民制不同。二是中国自古政治抱有超阶级超民族的理想，政治也有教导督率职能，即政治已尽宗教职能，西方则是分开的。 　　总体而言中国是“信托政权”，西方则是“契约政权”。所以钱穆主张西方政治只能是作为补充，大规模借英美、德苏政体之魂，起中国古老国家之尸的行为是狂妄之举。钱穆主张“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原则，反对一味模仿西方某一体制，强调中西各有传统，要从已有的政治传统中汲取合理之处。 　　四、对于少数民族政权的认识倾向 　　（一）钱穆政治观点中少数民族政权范围及倾向 　　钱穆深受理学影响，有很强的夷夏之辩的思想，其对于在少数民族政权，尤其是统治过中过的少数民族政权抱有很深的敌意。这里所讲的少数民族政权，指的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过统治政权的少数民族，尤其是指元、满清。 　　钱穆在讲到明太祖时说，“明太祖虽起草泽，然驱除元孽……”[5]，字里行间中满是对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愤恨。又言“唐代灭亡…实为此下中国一大幸运。八姓十三君，多半属于夷狄，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