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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炎林，享受与世隔绝的生活 　　人物简介 　　刘炎林，1981年生，北京大学博士，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雪豹项目负责人，在青藏高原考察10年。酷爱登山，2013年带队抵达南极点。 　　刘炎林腰椎上有两块小骨头断了，医学术语叫“腰椎峡部裂”。但他想不起来到底是怎么弄断的，就推测是10月末在青海挖陷阱时用力过猛。“那里很冷，陷阱上面一层冻住了，得用铁镐使劲刨。有一天早上起来，突然腰就不行了。”他边说边翻着《环球人物》杂志，脸上露出腼腆的笑，“我买过你们杂志。” 　　在青藏高原上考察动物时，他的业余生活几乎只有纸质读物。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联系了他整整一周，一直关机。当地的手机信号只能覆盖到乡政府周边，因为只有那装了个信号塔。“你猜那个乡的面积有多大？4个村，1000来户人家，1.1万平方公里。北京市区加郊县才1.6万。”从刘炎林工作的地方要开一个半小时车才有信号，需要打电话时开着车出去，打完再回来。如果不是因为受伤，他现在还在高原上考察。 　　拍雪豹的人和看《雪豹》的和尚 　　这是刘炎林第二次受伤，第一次是2001年。“那次是去康定爬山，五一期间我穿了个T恤，结果到拉萨当天就得了肺气肿，呼吸时听到肺里面像烧开水一样咕噜咕噜地响。肺气肿容易复发，后来特别小心还是犯了五六次，每次都被送下来。” 　　其实做野外工作很少有不受伤的。刘炎林的导师吕植教授有严重的关节病，而吕植的导师潘文石教授在四川秦岭研究熊猫时从山上摔下来，当时就被竹子刺伤了……刘炎林以前老自吹是钢铁战士，现在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医生说这点伤不算什么，让我养着，以后别干重体力活。”他有点无奈，“这简直就是要我别工作了。” 　　自从2011年从北大博士毕业，刘炎林一直供职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这是目前国内野生动物保护研究方面最专业的NGO。“每年出去多长时间？我说半年，我老婆说怎么也有八九个月。”其实从2003年读硕士起，野外考察就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他掰着手指回忆：2003―2004年在川西，2005年去新疆、青海，2006―2009年在西藏，工作后一直在青海。 　　现在刘炎林主要在藏区研究雪豹、棕熊等肉食动物。“雪豹是猫科动物，通常有40公斤，身长一米，再加上一米长的尾巴，分布在青藏高原周边12个国家，青海大约有1000只。虽然还没足够的证据，但我们推测它很可能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维持者。我们的研究课题就是这些高原动物是如何相互影响的，所以追踪动物、戴颈圈（即跟踪器）是一个必要手段。还有一个就是在野外拍摄雪豹的红外照片，你在网上见过吧，我们也干那个。” 　　拍照片需要当地藏族牧民的配合与协助。“一开始，有人以为我们是去挣钱的，还私下猜测：拍一张雪豹照片能卖一两万块钱吧？”刘炎林很认真地对记者说：“他们很关心动物保护问题，因为如果没有保护区，外面的人就会来开矿。”在信奉藏传佛教的牧民看来，开矿是要触怒山神的，他们非常反感，还有点恐惧。“如果成立了雪豹保护区，当地就不会开矿了。所以他们愿意帮我们，我们就培训他们如何安装、使用红外相机。” 　　每次考察，刘炎林都是住在青海玉树索加乡牙曲的一个小寺庙里。在他眼中，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也是工作的吸引力之一。“和尚们最喜欢看康巴电视台，是藏语频道。他们爱看抗日剧，《雪豹》《猎鹰1949》之类的。”藏语配音演员就那么几个人，每个角色的声音在刘炎林听来都差不多。“我们没有多少时间看电视，晚上不是翻译文献，就是看书。”他喜欢作家严歌苓，《铁梨花》《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都看完了。 　　无论在牙曲小寺庙驻地，还是开车在路上，刘炎林会有很多时间回想自己做过的事、说过的话。他会想工作上的事怎么往前推进，也会想起跟老婆孩子去过的地方、讲过的笑话、玩过的游戏。“有时候自己蛮得意：‘嘿，小子，干得还不赖。’有时候也会很懊恼：‘妈的，怎么这么二！’” 　　追踪棕熊的日子 　　今年刘炎林的工作是这样的：2月、3月做了两次红外线调查；4月追踪动物；6月在祁连山做调查；7月追踪动物；9月跟进红外线调查；10月继续追踪棕熊……10月末，刘炎林和一位同事从西宁开了3天车，找之前戴了颈圈的动物，还都在，之后就在一户牧民家附近追踪熊。“第二晚熊来了，但我们谁也没听到，气死了。第三天，我的腰就不行了。”不过，他打算按照原计划进行，“12月，我会再去做一次红外线调查。” 　　每次调查通常需要一两个星期到一两个月。“我也想像夏勒博士那样在一个地方常驻两三年，但现在的研究条件只能去一段时间，回北京待一段。”刘炎林说的夏勒博士是一位美国动物学家、博物学家、自然保护主义者和作家，他也是第一位到中国研究大熊猫的西方人，最早研究藏羚羊、提出藏羚羊保护问题的科学家，《时代》周刊曾将其评为世界上3位最杰出的野生动物研究学者之一。刘炎林导师的导师曾经是夏勒的野外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