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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基础性制度就没有收入分配公平 一、从表面平等到真实的不均等 人们普遍用平均主义来形容80年代初之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但这种平均主义主要体现在不同群体内部，在城市内部、乡村内部、官员群体内部，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确实较小，比如，在城镇内部基尼系数约为左右。这种收入分配格局无法对个人产生激励作用，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反过来又制约了收入提高的可能。“国土资源网整理 另一方面，群体内部的平均主义掩藏了群体之间绝对的不平等。首先，计划经济从根本上是权力分配收入，不管是在城镇还是在乡村，普通民众与干部之间存在严重不平等，干部可以按照级别得到实物性收入，如电话、住房、汽车、医疗福利等，而这些，民众根本无权享有。其次，城乡之间的收入严重不平等，计入这种因素，全国的基尼系数大约在左右。更重要的是，这种不平等通过法律上的城乡隔离制度被固定化，农民被置于一种难以摆脱的贫困地位。这是一种权利的不平等。 这些事实表明，计划经济时代的收入分配格局并不像现在很多人所想象的那样美好。相反，世界银行的统计结果是，1978年，有亿中国人生存在贫困线以下，而当时的中国总人口为10亿，即贫困人口比率为64%。民众对这种收入分配格局普遍不满，这是计划体制无法维持的根源之一。 80年代的改革就是因此而启动的，从这种改革中最先获益的是那些被国家权力排斥在现代经济部门之外的绝对贫困群体。首先是农民，新的土地制度提高了农业生产率，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8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次短暂的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期。90年代中期之前乡镇企业的发展，及20多年来农民大量流入城镇获得收入，维持了农民纯收入持续增长的势头。 计划体制松动的另一个受益者是城镇“单位”体系之外的人口，他们成为最早的个体工商户和私人企业雇主、雇员。在个体工商业、私人企业高收入的诱惑下，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全民经商热。在收入分配领域则出现了所谓的“脑体倒挂”，就职于国有部门的人员抱怨，“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为维持稳定，90年代中期开始，财力已经较为充裕的政府开始大幅度提高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雇员的工资。 20多年过去，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已经发生巨大变化。 首先，民众收入普遍有所增长，大量人口摆脱了贫困。世界银行统计说，XX年，还有亿中国人生存在贫困线下，按照13亿的人口基数，贫困人口比率为16%，远低于1978年的水平。 其次，收入分配的主体已经从单一的国家和集体控制转向多元化，事实上，大多数人口的收入来自非公有制企业。非公有制企业不仅为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口创造了就业岗位，还接纳了国有部门的下岗失业人员。这一就业结构具有重要政策含义。政府在制定收入分配政策的时候，必须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政策方案。否则，收入分配政策可能无法达到其预期效果或者更糟糕，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导致社会总体财富创造能力下降。 第三，从居民收入来源看，已不再单纯依赖工资性收入而趋向于多元化，尤其是投资和经营收入在个人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大幅度增加。 上述因素导致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不管是从全国水平看，还是从城镇内部、乡村内部来看，总体上，个人的收入差距呈现出扩大的态势，这一趋势从90年代以来相当明显。 二、收入差距扩大：好的与坏的 收入差距的这种扩大，有相当一部分是合理的、可取的。计划体制下那种平均主义反而是不正常的、不合理的。如果起点是计划体制下群体内部的平均主义，则随着市场发育、个人自由权利扩展，个体的收入差距必然出现程度不等的扩大。比如，投资和经营性收入会趋向放大收入不均等。而农民事实上享有的自由迁徙权给流入城镇的农民带来非农收入，反映在乡村人口收入统计中，其收入差距就会扩大。外商企业提供的收入也普遍高于一般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它会扩大城镇内部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 可以说，由于这些因素导致的收入差距扩大，不会引起人们的不满。从经济学角度看，知识、天赋、投资、甚至个人机遇等因素所带来的收入差距，乃是效率提高的激励因素。重要的是，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人们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由——尽管通常只是事实上的自由——也扩大了。 不妨看看在健全市场体制下个体沿着收入交替上升的几率。美国的贫富差距在发达市场国家是最大的，但美国大多数穷人都会向上流动。统计表明，1975年属于最穷的五分之一群体的人中，到了1991年，只有%仍属于最穷群体，大多数人则向上流动了。有人计算过，平均而言，美国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只在那个地位停留个月，只有4%的美国人属于长期贫困，也即处于贫困状态下达两年以上。经验观察表明，这样的现象也在中国发生，最典型的是，农民通过进入城镇向上流动。 但是在中国，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会略差一点。中国的市场体制远不健全，现有的行政与司法架构还不够健全，这使穷人改变其境遇的机会受到限制。户籍制度导致中国迄今没有形成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