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改革这一年.docVIP

法治改革这一年 　　从去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到今年的四中全会，将近一年时间里，中国的法治改革一直在紧锣密鼓地开展着。四中全会闭幕后数天，习近平便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他强调，四中全会的《决定》是三中全会的《决定》的“姊妹篇”。两份中央决议，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接连颁发，这对中国新的法治征程意味深远。 　　过去一年既是贯彻三中全会上法治改革的决定，也是在为四中全会出台更为全面深入的法治改革方案做铺垫。回首过去一年的法治改革，最为彻底的改革发生在司法领域，而整体法治改革的基调则是限权与放权并举。这一年的法治改革将为接续的法治变局预埋怎样的变革逻辑？ 司法改革 　　三中全会启动的新一轮司法改革是一场内外兼修的变革。对内通过法官员额制、司法责任制等改革增强司法能力，提高司法公正；对外则启动人财物垂直管理的体制，进行跨行政区域的司法布局改革，减少司法活动受到地方权力和利益的干扰。 　　今年7月，中央确定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等在各个区域有代表性的6个省市作为司法改革试点。上海在方案确定的当日就在多个区启动了改革，先行进行探索，并制定了改革时间表，要求在明年第一季度将改革方案落实到全市。各项改革中，最“伤筋动骨”的无外乎员额制，将法院人员分成不同种类，只有一小部分人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官”，其他人员将变成司法辅助人员和行政人员。这项改革的意义不言而喻，目标在于使法院成为法官的法院，而不是领导的法院。但也正因为牵扯每个法院人员的直接利益，改革虽然在强力推行中，争议和顾虑也一直不断。许多人担忧，员额制会不会变成权力和资历的盛宴，最终挑选出来的法官依然是那些行政级别较高和资历较老的人员，而不是按照审判的专业素质来选择。但是员额制更大的意义在于建立制度框架，即使一时选入了不合格的法官，将来配合以合理的法官遴选和淘汰机制，大浪淘沙，法官的配置便会趋于合理。 任何法治改革都离不开对权力的限制。限权就是对制度性和实践性权力滥用的治理。过去一年，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有所进展。 　　尽管员额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争议，但毕竟已经推行了。司法人财物省直管的方案，则因为涉及财政、人事和司法人员资格任命等需要跨部门协调的问题，目前虽有各种讨论，但尚未见到大范围的实施。另外一项重要的改革是跨行政区域司法的改革。所谓计划没有变化快，法治的顶层设计并不意味着改革的推行必须按部就班。三中全会决定“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根据以往经验，“探索建立”意味着先做调查研究，不会很快落实到改革实践中。但是在过去一年，相关改革却迅速推进，在广东江门等一些地方已经设立了跨区的行政诉讼管辖制度。四中全会更是将跨区域司法的层级提高了最高法的级别，决定“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审理跨行政区域重大行政和民商事案件”。 　　此外，知识产权法院在三中全会的决定中也属于“探索建立”的对象，但是决定发布后仅半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就通过了《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直接越过了探索阶段，使预期的改革提速了。预计到今年底，北京、上海、广州等几个试点城市将设立跨区管辖的知识产权法院。 　　跨行政区的法院之所以能够迅速设立，主要是因为中国已有相关的经验，例如海事法院和铁路法院管辖案件的范围就不受行政区所限。此外，新设立法院所牵涉的直接利益和改革阻力显然低于在现有制度基础上的改革，因此尽管在三中全会的报告中，人财物直管改革本应先于跨区域司法，但实践中还是被后者先行了。或许正是因为实践中推行跨行政区司法管辖制度牵绊较小，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将这类改革又推进了一步，不仅限于设立跨区审判的专门法庭，而是提出要“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办理跨地区案件”。这意味着司法摆脱地方化的改革力度更大了。 放权与限权 　　权力滥用有两种，一种是制度性的权力滥用，这种权力有法律依据，政府和官员可以光明正大地使用，但是权力的范围和限度却太大了，不符合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的规律。第二种是实践中的权力滥用，一些官员要么将法定的权力用在了非法的事项上，比如以权谋私，要么超越了法定权力的边界，比如党政干部违规干涉司法。任何法治改革都离不开对权力的限制。限权就是对制度性和实践性权力滥用的治理。过去一年，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有所进展。 　　治理制度性权力的标志性改革无疑是上海自贸区的改革试验。这项改革不啻为“权力观念的哥白尼逆转”，以负面清单的方式，将权力限定在既定的制度范围，扭转了以往认为个人权利的边界就是政府权力的观念。10月27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工作进展和可复制改革试点经验的推广意见》，上海自贸区试点改革仅一年后，多项改革措施便可向全国复制推广。 　　对实践性权力滥用的治理，最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