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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保障 　　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曾经，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之后，“依法治国”成为历届全会的重中之重。 　　“依法治国”立志解决中国多年未解决的“权治”扭曲“法治”问题。因此，从法治入手，以此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下最迫切的路径选择。 　　在反贪风暴愈刮愈烈之际，今年下半年发生了两件政治大事，一是公布周永康受到审查的消息，二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为基本国策。 　　周永康事件公布后，人民网发文称其“纠结利益集团、权钱勾结、阻挡改革，对党的事业带来巨大的危害，对市场经济的规范发展造成显著的伤害”，并由此提到依法治国、推进改革的目标。显然，在这点上社会上下是有共识的，周及其利益集团的问题不仅是贪腐，而且更是破坏了法治。 　　问题是，什么是法治？如果法治即指以法治民，甚或如某些法学家所言，法治应当是指以法治官，那么古代的法家早就已经做到了。法家提出法无等级，“刑过不避大臣”，同时深知“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管子》），所以韩非子才主张：“明主治吏不治民”（《外储说》），强调官员的守法。法家基于人性恶的预设提倡法制，自有其合理性，但法家同时又将君权置于法之上，即法律只适用于人民，自己却不受法律约束。这与周朝分封制下天子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贵族分权制衡相比，又是一个退步，从而导致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 　　现代法治与古代法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现代法治的要义是限制一切权力，最终保障每一个人的权利，因而是一种法律至上的制度，即没有任何个人、党派或集团可以居于法律之上。简言之，现代法治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是因为，任何权力都天然地有不受约束的倾向，而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十八大以来，“一天三人落马”的反腐节奏已是常事。在不到两年时间的“打虎拍蝇”战役里，超过18万党员干部被处分。而公安、交通、石化、房地产、矿产资源、发改委系统等垄断程度高、权力集中的领域无疑是反腐“重灾区”。 　　正如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腐败频发是由于制度性缺陷，没有真正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从而造成权力滥用和不受监督。我们今天讨论法治，是在时代已经改变的条件下，亦即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因此，必须具有这样的认识，市场经济属于权利经济，不是权力经济。讨论法治问题也应当从这一点出发。 　　首先，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利益欲求是司空见惯之事，与道德无关，因而法治是唯一能够使社会公正运转的制度设计，并且会更多地指向限制公权力。因为在市场经济社会中，腐败常常产生在公共领域，导致公权力对私权利的扩张和侵害。换言之，政府权限不受限制意味着公众权益的受到侵害。因此，今天法律体系的完善首先应当划清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界线，并促进由权力社会向权利社会的转型。 　　其次，契约精神是市场社会的法治的核心，即双方必须遵守预先的约定。由于多年来一直讳言甚至反对法律至上的观念，许多官员与公众对法治的契约精神都缺乏认识。对于官员来说，如果缺乏政府守法的意识，没有认识到宪法和法律具有约法的性质，就会仍然奉行权大于法，以权代法，朝令夕改，甚至将公众的利益诉求看成是敌对势力的阴谋，导致矛盾越来越大。显然，在一个普遍缺乏契约精神的社会，法治是建立不起来的。 　　第三，反腐不仅在权力制衡上要有政治制度设计，而且还要有社会监督。从根本上讲，法治社会是一个公众分享公共权力的社会，至少在目前，行政权力退出某些社会领域、官员财产公示、政府决策公开透明、新闻舆论监督等，都应当是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原则。对于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承认、尊重与保护，将权力纳入法治制约，无论是社会还是政府，整体上都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转，如此，方能实现以法为纲，以人为本，良法善治。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最近讲话指出，要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局面。民心盼望法治，反腐风暴已经开启了一个政改破题的时机，但有作为的政治家也应当懂得，时间之窗不会永远敞开着。至少在目前，司法体制改革、行政权力退出某些社会领域、官员财产公示、政府决策公开透明、新闻舆论监督等，都应当是法治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 　　以法治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须从根本上改变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状况，达到良法善治，实现法治中国的伟大愿景。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