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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众在司法语境当中的修辞学意义 　　摘 要：当代中国，法官是起诉应诉双方首先要说服的听众，同时法官判决也要说服起诉应诉这两种听众，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他主体如法律共同体、社会大众等对于法律判决的有效性无法产生实质性影响。本文以法律论辩为基础，通过许某案和黎某案探讨听众如何整合理性主体作为信息接受者和司法影响力之间的修辞意义，即怎样实现说者与听众之间通过修辞方式达成法律论辩结果的共识，从而为加深司法判决可接受性提供资源和动力。 　　关键词：听众 司法语境 修辞 　　引言 　　修辞在语言学领域作为一种文法技巧，更多的被理解为文字或者语言的修饰性附属，用以渲染情绪和表达情感。但是，随着语言学在各个领域的急剧扩展，修辞学的意义也不断被刷新。直到语言与法学，修辞与法学之间的关系不断被揭示，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渐渐明晰，修辞学在法学领域的体现是通过理性的沟通和对话的方式来获得可接受的法律判断和结论，以便使问题和争议得到合理解决。 　　法律修辞学主要是在司法实践中通过理性主体间表达和论证主张，在相互理解下承认彼此的主张从而达成共识的过程。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欧美法学界兴起并取得一定影响。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修辞学经过佩雷尔曼等人的系统阐释，从语言学领域转化为一种系统论辩理论。这一论辩理论对司法实践中出现越来越多的疑难案件能否提供一种合理性解决路径，本文欲从法律修辞学论辩理论中的听众理论出发，基于许某案和黎某案分析听众理论如何具体化论辩主体间的沟通，使司法达致“合理可接受”之论证结果，以及分析各主体间的交流在法律论辩过程中如何有效规避法官判断的恣意。 　　一、修辞理论中的听众 　　对于听众的分析一直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修辞学的重要部分，修辞学甚至被称为是一种研究听众的学问。①在古典修辞学中，对于听众的讨论多为心理层次的分析。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说中，对处理听众的年龄、财富等之影响，并根据根据听众的角色而区分出三种对话形式：研商、诘辩和演说。而这三种对话形式的根本差异在于听众的不同。佩雷尔曼论证理论将听众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对全人类，所有的正常人，有理智和人性的成年人，即此普遍听众。第二种是说话者在对话中的单一听众。第三种是说话者本身将其自己当做是听众，而与自己对话，也是人类自我思辨的过程，亦是赋予其自身行动理由的过程。同时佩雷尔曼承认，此三种听众概念之间的界限有时是相当模糊的。② 　　二、法律论辩之听众 　　听众在实践中并非仅在日常会话或者演讲中才存在，法律论辩过程作为一种语言交流活动，其目的在于证明自己的主张是成立的，或者反驳对方的主张是不成立的，在司法过程中，最重要的目的是说服法官支持自己的主张。也就是说，在司法实践当中，法律论辩的各主体都是互为听众的。基于法律论辩过程的主体多方性，单纯的依靠逻辑理性单主体已经不能解决法律现象的有效性，需在实践理性的多主体间进行沟通，通过回应，反思达到平衡，获得法律裁判的有效性。如此一来评价法律论辩有效的标准也应包括三个维度标准，一是逻辑标准，评价前提对结论的支持强度；二是论辩标准，评价意见分歧的消除程度；三是修辞标准，评价论证结论的听众认同程度。③ 　　在法律论辩中并不是所有的参与主体都是法律论证的目标听众，论证主体不必说服每一个听众，只要说服对判决结果具有决策能力的听众即可，而且在不同的论证阶段基于不同的情势所采取的修辞策略也是不同的。 　　首先，起诉方应诉方和法官个人内心。在起诉方提交起诉书，被告准备答辩状这一阶段，包含了两个法律论辩的主体集，分别是原告方这个整体利益集合，包含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律师，或者检察官（刑诉案件），附带民诉被害人或者其家属及其代理人、律师，和被告方集合，包括被告、代理人、辩护律师。这两个主体集合，在庭前阶段只是以一份起诉书或者答辩状的统一意见形式呈现。双方在形成主张或者辩解的时候，特别是在以书面的这种形式表现的对话中，首先，是以自己作为第一听众，论证过程也与自身内心的直观和内在思维有着极大的关系，受个人内在原则的约束。原告方或者控告方与被告，将自己当做是听众进行个人思辨过程的逻辑理性并非是不可知的，我们都有相同的体验，例如，我们在一篇论文或者报告的时候，自己的论点是清楚的，逻辑也需要保证是正确的，自己对所写的观点甚至是深信不疑的，这样的观点与同笛卡尔的观点相近似：“我在这本书中，首先要表达的意见，乃是和我自己所确认的真理相同，而为了能够了解我是否能够说服他人，我用同样的推论来说服自己。”④巴斯卡也曾表达过同样的观点：“对自己意见的同意，以及对自己的推理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念，乃是真理的最佳判准。”⑤一个人自己对某一观点深信不疑而说服欲说服他人，则他不可能认为此观点只是部分的正确，必然是全然为正确，而且足以解决某一争论。 　　其次，潜在的对话者。在法庭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