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三言”、“二拍”的商人新形象.docVIP

论“三言”、“二拍”的商人新形象 　　摘 要：“三言”、“二拍”中刻画了大量的商人形象。这些商人形象比以往同类人物更加正面光辉。他们地位崇高、英俊儒雅、讲求品德、爱情得意、个性解放。 　　关键词：“三言”、“二拍”、商人新形象 　　明末冯梦龙编撰的“三言”和凌?初创作的“二拍”都“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是反映明代中后社会生活的一面多棱镜。伴随着晚明社会经济的繁荣，商人成为历史舞台上的新宠，“三言”、“二拍”自然也少不了对商人的描摹刻画。在“三言”“二拍”近二百个短篇作品里，涉及到商人的作品约近七十篇，商人形象的篇幅明显增多。这些比例明显增大的商人形象呈现出不同以往的形象特征，是中国文学史上人物画廊中极重要的组成部分。商人这个群体形象是包含了作者极大的肯定甚至赞美的，商人第一次以正面形象登上舞台。他们地位崇高、英俊儒雅、讲求品德、爱情得意、个性解放。 　　一、地位崇高 　　尊儒重仕、崇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思想，商人的钱袋是难以与封建贵族的权势相匹敌的。但是，到了晚明，富商巨贾们依靠财势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可以随意出入官府，居间说事，纳资捐官，甚至可以“与缙绅先生列坐抗礼”。而封建权贵们则垂涎其巨额财富，羡慕其豪华奢侈的生活，高唱“厚农而资商”和“厚商而利农”的农商并重主张①。“三言”、“二拍”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工商业者的形象再也不是受人凌辱的下等人，再也不是畏畏缩缩的可怜相，他们以正面形象扬眉吐气地站立在读者面前。 　　翻开“三言”、“二拍”，我们可以看到弃农经工商、弃官经工商、弃举业经工商的描述。过去，商人赚了钱便千方百计跻身于官宦行列，而此刻却有入一反故习，做官的“觉得心里不耐烦做此道路”，而告脱了官职去经商。读书人并不想穷经到白头，当“读书不就”时便另图门路，“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如《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一篇中的刘贵就是这样的一个商人。 　　除了读书人，还有封建统治集团的成员加入工商业者行列，如“三言”中的江苏太湖大财主高赞②、苏州大地主王宪③等。这一方面表明商人地位确实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加入工商业者行列的士大夫便成了商人利益的代表者，工商业者由于有了这些权贵们的加入而使身份地位得以提高。《张孝基陈留认舅》的入话展示了这种变化。一位身居尚书之位的“老贵人”，“家财万贯，生得五个儿子。只教长子读书，以下四子――农工商贸――各执一艺”，旁人认为此举“非上人之所为”，劝他让五个儿子都“习儒”。而老尚书听罢旁人的劝言后哈哈大笑，说出一番与传统观念相背的话来：“世人尽道读书好，只恐读书读不了。读书个个望公卿，几人能向金阶走？……农工商贾虽然贱，各务管生不辞倦……春风得力总繁华，不论桃花与菜花……一脉书香付长房，诸儿恰好四民良。”这位身居高位的尚书已经把工商业者列入与士子平等的地位。 　　二、英俊儒雅 　　在明代以前的文学作品中几乎很少写到商人的相貌，既便偶有提及也谈不上美。说到神形气质，就只能用猥琐、粗俗不堪这类词来形容，而“三言”、“二拍”中的商人，则相貌俊美，穿着品味高雅入时，有很高的文化修养，身上充满文人气。 　　这些商人，从外表望去，他们大多惹人眼目，令人心动，他们“眉清目秀，齿白唇红”，“生得一表人物，虽胜不得宋玉、潘安，也不在两人之下”。（《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他们穿着入时，打份得宜， “生来心思慧巧，做着便能，学着便会。琴棋书画，吹弹歌舞，件件粗通”（《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鼍龙壳》）“诗词歌赋，般般皆晓”。（《闲云庵阮三偿冤债》）他们熟读经史，颇懂礼仪，“行步端庄、言辞敏达”。（《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他们的神形气质上多文人气，而少商人的市井味。 　　这一部分是由于商人许多并非生来即从商，而是为环境所迫弃儒从商。他们或为朱门之后，或为破落儒生，自幼为追逐仕途而饱读诗书，粗通经史，本身就有很好的文化修养。从商之后，也是手不释卷，闲暇时仍继续研读。而另一部分小商小贩，出身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从商前未受过系统的教育，但从商后或自学，或请人教授，也都初步具有文化知识，因而形成了其儒雅的特征。 　　三、讲求品德 　　在以“三言”“二拍”为代表的明代白话短篇小说中，强调对个体的道德感召和伦理净化，并且将其作为审美价值实现的目的。道德是长期形成的具有大众特征的行为规则，而作为道德规范基础的诚信是作家极为热衷表现的。这种传统的伦理道德观体现在小说中的人物身上，折射出一种审美的人格力量，具有着巨大的能量。《张孝基陈留认舅》中的张孝基不忘岳丈临终的嘱托，为妻兄打理家产，并促其改正，使浪子回头。之后将几年来经营之账目钱财交与过迁，带着妻儿回到自家。这无疑是种诚信仁义品德的表现。 　　四、个性解放 　　长久以来，儒家传统思想尤其是宋明理学禁锢着人们对人欲的追求，而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