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言传身教.docVIP

父亲的言传身教 　　父亲罗运来离开我们已二十多年了，他去世时才七十出头。如今，我们这些做子女的也大多是六十左右的人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伴随着深深的思念，我们对父亲在世时的言行，也由不太理解到越来越理解、越来越崇敬。原来，我们尽管也知道，他在革命战争年代曾叱咤风云，在建国后的领导岗位上业绩非凡，但在生活中，总觉得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就拿对我们子女的教育来说，也很平常，很难说有什么过人之处，甚至还有些疏漏、简单。可是，现在想想，不仅他的生活不平凡，对子女的教育也不简单，特别是他那言传与身教并举、身教重于言传的特有做法，更是使他身上的一些好品质，像遗传基因一样，深深地影响了我们的行为举止和人生态度。 　　勤勤恳恳工作 　　父亲给我们小时候留下的最深印象，就是没日没夜的忙。文革前，在苏州和徐州地委担任领导工作时，我们总是看到他每天很晚才回家，随身夹着厚厚的文件包。晚饭后，他喜欢点一支香烟，坐在那里沉思一会。烟抽完后，便缓步走进卧室，把文件往书桌上一摊，开始晚间的工作。有时，我们半夜起来解手，还看到他在幽幽的灯光下伏案批阅文件。有一阵子，他常感到肝部疼痛，就用一只手护着肝，一只手写材料、翻文件。后来，党的好干部焦裕禄的优秀事迹传遍全国各地，我们总感到父亲当时的情景与焦裕禄用木棍顶住肝部、忍着剧痛坚持工作的形象有几分相像。 　　文革后，父亲逐步走上了省委领导工作岗位，那时他已年届花甲，身体也大不如以前了，但他依然没日没夜地忙着。任职省委秘书长时，一面应对“文山会海”，一面处理大量繁杂事务，时常深更半夜才回家。担任省委组织部长时，往往是下班回来一跨进家门，就看到客厅里坐满了人在等他。有汇报工作的，也有反映问题的，还有要求落实政策和职务变动的。等到接待完毕，饭菜已热了多遍。有时，我们会抱怨他对什么人都耐心接待，耗时劳神。他就会批评我们说：“小孩子懂什么！这就是我的工作！” 　　父亲在省委秘书长和省委组织部长等岗位上十分繁忙，后来到了省政协也依旧整天为政协里里外外的事务操劳着，并时常利用当组织部长的“余热”，为政协机关解决编制、经费、干部调配等问题。别人常说他是“冷板凳热坐、闲差事真干”。1993年2月，为了准备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在寒冬中，他发着低烧，还是坚持在苏南农村搞调研。2月16日，他的身体终于撑不住了，医生把他从常州直接送进省人民医院。住院检查治疗17天后（1993年3月4日），他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再也没有踏进办公室，踏进家门。 　　父亲勤恳工作，不仅表现在时间上和精力上的超常投入，更是表现于对工作的钻研和开拓。每到一处担任领导，每从事一项新的工作，他总是要深入基层搞实实在在的调查研究，把真实情况搞清楚，把干部群众的心思搞清楚。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徐州地委工作时，恰逢“大办农业”和搞“社教”，他长年累月在农村蹲点、走村住户。有时回家，给我们的印象就是身上裹着一件黄色军大衣，乘着一辆黄色帆布顶的吉普车，急匆匆地来，急匆匆地走。父亲对农村工作很用心，很善于在基层交朋友、抓典型、树样板，以此推动面上的工作。在苏州地委工作时，他树立了江阴华西村及支部书记吴仁宝、常熟蒋巷村及支部书记常德盛、吴江“泥腿子”水稻专家陈永康等一大批先进典型。这些典型，在当时乃至现在，都产生了极大的正面影响。 　　由于父亲工作扎实深入，又勤于钻研，善于在实践中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因而工作往往显得不一般，具有开拓性。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他在苏州地区抓农业工作，大搞高产良田和多种经营，使苏州在江苏最早走出“三年困难”，深得省委器重。苏州形势好转后，省委在1964年初，就把他调往农村经济仍陷于困境之中的徐州地区工作。他一到徐州，经过深入调研和精心谋划，及时展开了“三基建设”（农田基本建设、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基干民兵建设）等，很快就打开了徐州的工作局面，改变了徐州地区的面貌。当时，徐州的干部群众十分兴奋地说：“罗运来到徐州地委当书记，徐州就‘罗来运转’了。”1978年，父亲被再次调往在全省、全国都颇有影响的苏州工作。当时正处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他坚决贯彻当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大胆改革创新，推动乡镇工业加快发展和农村副业生产全面兴起，促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苏南模式”亮丽登场。1983年2月，邓小平视察苏州，亲眼目睹了苏州的发展变化与成功实践，回到北京后，他高兴地对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说：“看来‘四个现代化’希望很大。”1984年，他在中顾委的会议上，再次以苏州为例，充满信心地说道：“这样发展下去，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信心增加了。” 　　父亲一心扑在工作上，很少顾及家庭生活，也很少与我们子女亲密接触。我们常对住在同一个干部大院的小伙伴们很羡慕，认为他们的家长又会工作又会生活、又会当领导又会疼爱子女。我们有时会有点不满地对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