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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时代的文化危机 　　摘 要：美国文化传播学家尼尔·波兹曼以美国电视和娱乐业为文本，对电视影响下的人们的思想、认知方式以及社会文化发展趋向等作出了行动分析，提出了“娱乐至死”的警言，表现出波兹曼对社会文化和精神文明发展的状况批判性的审视和自觉的考察。本文对《娱乐至死》的解读和评析，也是围绕其中的几个重要论点，如“娱乐至死”、“媒介即认识论”等进行的探讨。 　　关键词：波兹曼；娱乐至死；媒介学；电视 　　《娱乐至死》探究并哀悼了20世纪后半叶美国文化的重大变化：公众话语的内容和意义被电视这种新媒介手段改变了，电视重新定义政治、宗教、教育和任何其他公共事务领域的内容， “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尤其是面对当今社会注重电视的消费功能特别是娱乐功能的倾向，这本书的确具有强烈的反思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娱乐至死：不是夸大其词 　　按照传播学上的通俗解释，所谓娱乐化就是事物以更显著的煽情性、花边性、刺激性的内容或形象出现，让一切形态的思考变得更性感、更具诱惑力，以达到人情味更浓、更贴近观众、更容易吸引大众关注的目的。“泛娱乐化”意为娱乐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了，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就是从这个角度声讨电视文化及其“泛娱乐化”倾向的。我们是否会娱乐至死？这一声疑问绝不是耸人听闻、小题大做的，它值得认真思考。波兹曼的结论是，在电视的强势影响下，被人们接受的文化取决于它娱乐化的程度，因而文化在不同程度上都转变成了娱乐，以娱乐的方式表现一切内容。传统的信息接收模式是理性的、严肃的、认知的，现在却被电视这种追求感官刺激的、脱离生活的信息接收模式取代。 　　波兹曼认定电视是纯粹的娱乐工具，所以在紧张的生活节奏下，把电视节目当做娱乐、消遣的工具就好，电视不应该涉及公共话语，但目前电视却企图涉足严肃的话语模式——新闻、政治、科学、教育、商业、宗教，给它们换上娱乐的外套，在表面的严肃话语中隐藏娱乐的内在，对节目价值的判断不再是传递信息，而是给观众他们想看的，这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认识。对印刷术时代没落和电视时代蒸蒸日上的这种变化，波兹曼认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公众话语的内容。随着电视时代的来临，政治、宗教、教育和其他构成公共事务的领域都要改变自己的内容，把娱乐性作为自己的主要表达方式，否则就不能出现在公共视野中。也就是说，内容必须适应形式并调整自己，否则就将消失。 　　二、媒介学视角 　　波兹曼引用了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警句：“媒介即信息”，他认为，了解这种文化中用于会话的工具是深入一种文化最有效的途径，不同的信息适合不同的传媒，媒介影响了人类的认识内容。他在《娱乐至死》中阐述了口头媒介、文字媒介以及电视媒介是如何以自己的形式传播信息。他认为美国的19世纪之所以被认为是“理性时代”，印刷传媒是重要因素。这种观点颇异于以往从文化传统、语言等角度去了解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何以存在、何以可能、何以发展的观点，对于媒介和工具的意义十分重视。 　　波兹曼认为，“媒介即隐喻”，媒介是有偏向的，媒介的偏好最终会决定文化的本质，重新定义现实世界，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电视偏向娱乐性，如果用电视表达新闻、政治、宗教、教育这些严肃主题，人类的文化会在娱乐中走向毁灭。波兹曼赞同电视以其娱乐性消解公共话语的判断，但他的探究方式另辟蹊径。他的思路是，真理与表达它的形式有关，真理不只是靠形式表达，在一定程度上还被形式决定，它必须有合体的外衣，否则就可能无法表达。波兹曼认为，印刷术是真理合体的外衣。当人类试图给新闻、政治、宗教、教育穿上电视这个不合适的外衣时，人类就不可能发现真理。 　　因为在波兹曼看来，电视只能提供娱乐，用书中的话说就是“娱乐是电视上所有话语的超意识形态。不管是什么内容，也不管采取什么视角，电视上的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提供娱乐[1]（p114）”，不要让它负载更多文化使命。波兹曼这个极端的判断源于他的媒体认识论，他认为，任何技术都不是中立客观的，而是有倾向性的，有自己青睐的内容，技术上的倾向性也影响文化层面的表达。印刷术倾向于文字，自它诞生至今都被看作是展示和传播书面文字的理想工具，而电视则倾向于图像与声音，它诞生的那天起就是一种影像工具，摄影术的延伸，这点决定了电视缺乏严密的逻辑性与深邃的思想性，观众在看过图像后仍需要后续的思考才能形成自己的观点。它不能象传统的印刷物那样传递全面而深刻的信息，“电视之所以是电视，最关键的一点是要能看，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名字叫‘电视’的原因所在。人们看的以及想要看的是有动感的画面——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然而斑斓夺目。而正是电视本身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来适应娱乐业的发展[2]（p120）”。也可以说，电视娱乐化是人们自己选择的，受众低俗化、娱乐化的审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