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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梁庄，却走不进城市 　　和众多中国农民一样，河南穰县梁庄人自三十多年前开始离开家园，随迁徙洪流，到城市去，到工厂去。这两年，学者梁鸿一直寻找散落在各地的梁庄乡亲，从南阳、内蒙古、北京，到西安、深圳、青岛……梁庄人打工传销做生意……他们欢乐热情，他们打架反抗，他们哭泣自嘲 　　“再见我，我说不定就在监狱里了。”这是梁鸿离开西安前一晚，不到20岁的民中，在饭桌上和她讲的“告别语”。梁鸿记得，民中说话时，嘴角牵起一丝诡异的微笑，而他的眼神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外人无法进去，也无法打破。 　　梁庄走出的少年民中，曾在新疆、广州、东莞打工，做过工人、汽修厂学徒，后来到西安，和父辈一样，在当地做起三轮车夫。与父辈们在镜头前的热情不同，对于拿着相机的来访者梁鸿，民中更多是无视。而这其中，隐藏着他对“闯入者”梁鸿的拒绝、排斥，甚至某种仇恨。 　　1973年生于河南梁庄的梁鸿，现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2008年梁鸿回到故乡，在五个月中，她对梁庄的老人、妇女、儿童，以及梁庄的自然环境、文化结构、伦理结构和道德结构进行了考察，用纪实的方式写出梁庄人的故事，最终以《中国在梁庄》为名出版。 　　“但是，这并不是完整的梁庄，”梁鸿说，“‘梁庄’生命群体的另外重要部分——分布在中国各个城市的打工者，‘进城农民’——还没有被书写。他们是梁庄隐形的‘在场者’，梁庄的房屋、梁庄的生存、梁庄的喜怒哀乐都因他们而起。只有把这群出门在外的‘梁庄人’的生活状态书写出来，‘梁庄’才是完整的‘梁庄’。” 　　2011年1月和7月初，梁鸿重回梁庄，着手收集在外打工的梁庄人的联系方式，并在接下去的一年多时间里奔波于中国的各个城市，采访他们，并创作了《梁庄在中国》，发表于今年《人民文学》第一期，新书单行本将于近日出版，改名《出梁庄记》。 　　西安，只是梁鸿走访的城市之一。南阳、内蒙古、北京、深圳、青岛……梁鸿跟随梁庄人的脚步，行走中国大江南北。她出入他们的打工场地、出租屋，看他们如何吃、如何住、如何爱，又是如何看待自己所在的城市，看待自己的生活。 　　你再有尊严，也没有尊严 　　“从任何人嘴里说出来都是一个贬义词。本来只是一个职业。为啥叫‘农民工’，而不叫‘工人’。”梁鸿记得，在谈到“农民工”这个称谓，或说“标签”时，从梁庄走出的大学生梁东字斟句酌，语气激动。 　　从郑州的学校毕业后，梁东留在当地，目前在一家建设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房建监理。私企，没有三险，梁东感觉内心不大安全。但这样的工作“有多少人想来还来不了”，他又怎能“挑三拣四”。 梁东的难受在于，“好坏也是大学生，家里供出来，有工作，可不但帮不上忙，还让家里再操心。” 　　父母操心的，是梁东的婚姻。梁东女朋友家在县城，漂亮，工作好，有郑州户口。女方家提出，先买房子再结婚。两个年轻人的存款加起来只有两万。问谁借？只有父母。“最后，还是我爹给我借了七八万。去银行刷卡看钱时，真是想哭。” 　　梁东的父亲在郑州“出的是死力气”，不管天寒地冻，拼着老命蹬三轮车挣钱。 　　“没房子就低人一等。你再有尊严，也没有尊严。你再争气傲强，也都没用。”在和梁鸿交谈时，梁东对一些强调城乡对立和藐视乡村的观点常常表示强烈的愤恨和担忧，他甚至排斥一些流行的电视剧，也排斥自己身上所谓“凤凰男”的标签。细腻敏感的梁东，某种层面上甚至连“凤凰男”都够不上资格。因为他既没有城市户口，也没有农村户口。他身份证上的户籍为“吴镇派出所2号”。 　　2004年梁东参加高考，之后户口不是转到郑州的集体户口上，而是转到家乡的吴镇派出所。“这样，在算农村户口时，就没有算上我们这一批学生的户口，算是帮助实现政府的‘农转非’目标。”梁东说，妈妈见儿子的身份被“悬”起来，总觉得不踏实，想把他的户口转回梁庄，于是去派出所找，问人家，“派出所2号”到底在哪儿？“派出所人都笑她，说就在派出所2号嘛。” 　　对外界赋予标签的不认同，以及对自我身份的迷惑，充塞在如梁东一样的年轻人的心灵和现实生活中。他们拒绝隐藏歧视的词语，拒绝社会偏见，但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算什么。 　　这种迷茫感，在丁建设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 　　2011年1月，梁鸿到厦门著名城中村安兜村，参观当代乡村建设者邱建生创办的“国仁工友之家”。在那里，她遇到了30岁的丁建设。 　　“工友之家”主要开展针对城市外来务工青年免费教育培训，试图给在城市打工的年轻农民一方更为开阔的天地。一些年轻人成立了学习小组、互助组，给城中村不识字的妇女上课。有些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工厂宣传，成立类似于工会组织的小组，以维护自己的权益。 　　丁建设每天下班后从工厂步行四十分钟来到这里。“但很少参与活动，只是一个人默默坐在角落，翻翻报纸，看其他人打球、讨论、争吵，有时候什么也不干，就那样眯着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