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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媒体报道中二次伤害现象分析 　　作者简介：庄锦煌，（1987.7-），福建泉州人，现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摘要：在近几年的新闻报道中，新闻伦理在媒体从业者心中的地位却越来越模糊，导致很多媒体报道对当事人造成了二次伤害。本文主要分析灾害性报道中有悖新闻伦理的现象，从采访手段和报道尺度两个方面上进行分析，指出造成二次伤害的原因：追求新闻作品的现场感，对生命的冷漠；追求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对灾难细节的追问；追求新闻的冲击力，私自使用悲伤的面部特写照片。 　　关键词：灾难新闻；媒体；采访手段；二次伤害 　　所谓二次伤害，是指新闻媒体及其工作人员在对重大突发事件相关人员的新闻采访行为或报道中，对受灾受害人群及其亲属造成的身体与精神伤害。[1]灾难性事件中通常会伴随着一定程度上的伤亡，因此相关报道也更容易对当事人造成精神上的痛苦。不当的采访和报道都可能会对当事人造成灾害后的又一次伤害。 　　在灾害性事件中记者有悖新闻伦理的采访，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伤痕，很少有人会知道，在镜头前呈现的悲天悯人的世界背后，究竟是怎样的人情冷暖。在灾害面前，如何避免给灾区人民带来天灾以外的二次伤害，是媒体从业人员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 　　一、追求新闻作品的现场感，对生命的态度冷漠 　　在灾难性报道中，媒体工作者通常第一时间到达灾区，在了解灾区基本情况的同时，也发回了极具现场感的新闻图片，媒体的报道的积极意义不容否定，在引起对灾区普遍关注的同时，也为外界了解灾区打开了一扇窗户。 　　论职责而言，媒体工作者与救援人员的确不同，二者在整个过程中各司其职，救援人员奋斗在灾区一线，争取每一分一秒搜寻、营救被困人员，媒体工作者在这过程中只需要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然而，职责所在并不意味着冷漠，尤其是对生命的冷漠。媒体工作人员要求暂缓救援以及时拍摄等现象，为了新闻作品忽视生命价值的行为可以说是严重的本末倒置。 　　首先，从客观记录的角度，媒体工作人员不应该参与到事件的进展过程之中。即使不是事关生命的大事，无论何种情况，为了完善报道效果而干预报道事件进程都有于悖新闻伦理道德。其次，灾害性报道要以救援为重，发挥人文关怀，尊重生命。受害人及其家属与亲人往往在当时的环境和时期内心理和情感非常脆弱。因此特别需要得到人们包括新闻传媒从业人员的怜悯与关怀。但是，大多数灾难新闻采访报道都是基于把受害人仅仅当做一个普通的采访对象。一出现灾难事件，众多新闻传媒及其从业者立刻一拥而上去采访受害者。 　　据新华社记者张自力说，有一次他在采访现场见到，某记者想要采访在阿富汗被恐怖分子打死的民工家属时被拒绝，因为该民工的家人为了不让88岁的老太太获悉儿子的噩耗而发生意外，拒绝记者采访。但这个记者找到村主任，在村主任和当地领导的带领下，一群记者浩浩荡荡地来到遇难民工家，硬是冲进门。在老太太的极度悲恸中完成了“亲切慰问”，随行记者抓拍到了最具震撼力的镜头。“冲入遇难者家中的记者在挖掘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志得意满而去，撇下一个永远无法修复的残局。”[2] 　　这事件反映出记者的价值取向问题：采访可以凌驾于生命之上，或是灾难面前应以生命至上？笔者认为，媒体工作者进行采访，首先要站在人性的角度，充分考虑自身的行为是不是会给被采访者带来其他负面效果，然后再有选择性地进行报道。 　　二、追求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对灾难心理猎奇追问 　　由于灾难性新闻的特殊性，当事人往往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有些记者为了能够获得丰富独特的采访材料，多次去采访当事人及其家属，强迫当事人回忆那段痛苦的经历，对细节问题苦苦追问，对当事人造成了心理上的伤害。 　　关于灾区的报道中，受众经常可以在报纸上读到有血有肉的报道，详细地记录了受灾个体的心理状态，记者通过对不同当事人的采访，通过每个人其对灾害发生时的回忆，希望拼凑出一个灾害发生时的全景。这样的报道确实很鲜活，然而媒体从业者的每一次追问，都会让受灾群众回想起当时最恐惧的一幕，媒体从业者甚至使用诱导式或者逼问式的提问方式，都会对受灾群众造成二次伤害。 　　细节追问是造成的二次伤害的主要方式，不仅体现在灾害性报道中，如“联防队员强奸案”中，媒体工作者纷纷蜂拥而入，采访已经被媒体贴上“懦弱”标签的丈夫，发生强奸行为时他的内心活动，让面临精神崩溃的妻子回忆当时的细节。这次事件应让媒体深深地自省，追寻新闻价值是不是真要建立在对新闻当事人伤害的基础之上呢？ 　　事实的基本清楚已满足了新闻报道的基本条件，媒体在进行价值选择的时候，为了增强新闻作品的可读性，却往往把新闻重点放在一些敏感的细节事实上，这不仅会引导一种猎奇心理和不理性的需求，更违背了新闻伦理道德。 　　三、追求新闻作品的冲击力，无视当事人的隐私保护 　　灾难新闻的报道中，一些媒体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