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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制公益 　　个人怎么做慈善？做什么样的慈善？捐钱还是捐物？捐给谁？通过谁来捐？当你决定献出爱心的时候，这一连串的问题可能会接踵而至。 　　公益咨询公司（“慈善中介”）的出现，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捐赠方实现公益的愿望。根据客户的需求、捐赠数额和所关注的领域，帮助客户量身定制一个独特的公益项目，“并保证每一笔捐赠都用在点上”，这是慈善中介的主体业务。 　　捐赠者：提出自己的慈善理念 　　王晨，80后，服装设计专业毕业，目前自营一家品牌服装公司。 　　2010年底的一天，他与一个做公益事业的朋友见面，喝茶之余，两人聊起了慈善的话题。被各种慈善负面新闻“包围”的王晨听到了一个全新的慈善理念，这让他对慈善重新定义。“我原来认为慈善都是大公司有钱人才做的事，经朋友一讲，我才知道每个普通人都能参与到慈善中来。” 　　在朋友的引荐下，王晨开始接触一家公益咨询公司，后者为企业、基金会或个人提供合理有效的捐赠项目，并对慈善项目进行鉴别调查评估和监督。“说白了，就是慈善中介。”王晨说。 　　有了这个“慈善中介”，王晨觉得自己的慈善计划终于可以“有的放矢”。“从小到大，除了学校组织的捐款，我从来没主动捐赠过任何人，但这次我真的觉得慈善离我很近很近。”于是在2011年初，他和该公司正式接洽，商讨捐赠事项，但开始并不是很顺利。 　　慈善中介提交给王晨的第一个项目方案是关爱“瓷娃娃”（即“脆骨病”）的NGO组织。三方共同商讨捐赠的具体事项。“当时我问他们需要多少钱，或者需要怎样的帮助。结果令我大吃一惊，被捐赠方对我的期待实在太高了。” 　　王晨原本的构想是：不仅可以捐钱，还可以在公司销售过程中帮他们做宣传，也可以让员工参与NGO的活动。“但他们张口就说不能低于20万人民币，我们小公司很难负担。”这个项目只能放弃。 　　放弃之后，王晨公司内部也有激烈争论。大家也在思考，捐助太多的钱，对被捐助者是否真的是一件好事。 　　“慈善中介”很快又给王晨提供了第二个捐助项目，是上海绿丝带公益组织。三方再次商讨捐赠各种方案：一是直接捐钱；二是支持他们开店，卖公司服装；三是抽取卖衣服的提成。方案不停更改，但总是无法达成共识。第二个捐助项目最终也不了了之。 　　两次“试水”失败后，王晨和他的团队打算冷静一下，仔细思考自己究竟想要怎样的慈善。 　　2012年9月，“慈善中介”再次找到王晨，并向他提出了一个捐助自闭症幼儿园的新方案。经过各方商讨，最终确定了捐助理念——“帮助帮助者”。 　　“这是我提出的概念，也是经过前两次失败教训后，对慈善作了深入思考的结果。”这个项目的目标是：关注自闭症幼儿园里的教师，帮助一位教师就等于帮助了10个孩子。 　　具体的捐助方案包括：每年向幼儿园捐赠几千元人民币；为老师和学生制作校服；公司员工定期去幼儿园做义工；节假日给老师买礼物等等。 　　2012年圣诞节，王晨给每位老师发了一封Email，问他们需要什么礼物，然后按每个人的要求去购买。“其实没花多少钱，但老师们拿到礼物都很开心，觉得有人在关心他们，而不只是关心他们照顾的那些孩子。” 　　“这个项目是细水长流式的，非常适合我们公司自身的情况，也适合这个幼儿园的情况。因为他们还有其他途径获得资金支持，而以往则忽视了教师群体。”王晨说。 　　近一年的捐助，“慈善中介”共向王晨公司收取了5000元的咨询费。“这个费用不多”，王晨说，“自己要去找项目太难了，而且中介还定期给我发项目评估报告，我对他们的项目管理非常满意。” 　　更让王晨欣喜的是，这给他打开了另一扇慈善大门。 　　被捐赠方 　　完善、完善、再完善 　　张轶超，70后，复旦大学哲学系硕士毕业，2001年夏天开始从事志愿者工作，2006年成立了第一支由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所组成的合唱团“放牛班的孩子”，并举办了一场颇为轰动的慈善音乐会。2008年，他正式在民政部门注册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以下简称“久牵”），一个专为来沪务工人员子女提供免费课外教育的公益机构。 　　据张轶超介绍，从2006年至今，“久牵”共对千余名来沪务工子女进行课外教育，年龄从9岁—18岁不等。有两个固定教学点，固定工作人员4人，另有100多名志愿者，开设有合唱、吉他、竹笛、古筝、钢琴、小提琴、舞蹈、音乐剧、美术、摄影、地理、法律、文学经典欣赏、拓展活动等数十门课程。 　　2006年，“久牵”收到的捐款几乎均来自个人，“朋友或朋友的朋友捐赠”，共计10万元；2007年，开始有国内基金会捐赠，数额20万元；2008年达到40万元，此后每年稳步增长；2012年捐款数达到70万元，收入和支出基本持平。资助方一半来自外企或国外慈善机构，包括Target（塔吉特）、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等，余下的一半来自民政系统、国内企业和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