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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视角下的翻译 　　摘 要：美学在中西方已经有所发展，翻译与美学的结合无疑是对美学的又一探索和发展。在翻译中运用美学的思想无疑是为国内外翻译美学的发展与研究方向指明了道路和引领导向。翻译美学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它体现着中国译学的发展和创新，有利于中国翻译理论在世界译论界占有一席之地。 　　关键词：中西方；翻译美学；发展；创新 　　引言： 　　中国现代美学迄今为止已有百年历史，先贤们对美学学科建设和美学理论构建做了多方面的尝试和探讨，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但我们要根据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两者的特征、价值取向等特点，结合自己的传统文化，不断融合与创新，使翻译美学的研究富有生命力。 　　一、美学的渊源 　　美学的诞生一般追溯到18世纪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美学家鲍姆加登（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1714—1762 ）。在鲍姆加登看来，美学就是一门研究人的感性的学科。鲍姆加登出版了《美学》一书，这也标志着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西方正式问世，他也因此被称为“美学之父”。 　　在鲍姆加登之前，美学在西方已经有所发展。单从美学思考所依托的知识形态来看，西方美学大体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并且在各个阶段分别出现过占主导地位的美学形态，这就是本质论美学、神学美学、认识论美学、语言论美学和文化论美学。（毛荣贵，2005：1） 　　美学在中国可以说是一门外来的年轻学科，通常认为它作为现代科学是在晚晴时期即20世纪初从西方经过日本传到中国来的。美学传入中国主要是依靠三条渠道：一是日本，二是西欧，三是前苏联。不管是哪种途径，美学在中国至今不过是短短百年时间。 　　二、译学的美学渊源 　　中国人确实创造了美学。中国的经史子集、诗词书画实际上都是直接、间接地记叙、描摹、演绎、探索和开发自然美、人生美、人伦美、道德美、人格美和精神气质的永恒美。中国的哲人，从春秋时代就开始谈美言与信言问题。在中国的经典文献中美学也是个重要的领域。 　　在中国，对美学提出的很多思想都成了翻译标准。例如：1898年，严复在他的《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到：“译事之难：信、达、雅。”（罗新璋，1984：136）除此之外还有马建忠在提出的神与形之说、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中提到“化境”，这些都把译学和美学结合在一起。 　　三、翻译与美学 　　俄国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我一千次相信：没有一条富有诗意的、感情的和审美的清泉，就不可能有学生全面的智力的发展。富有诗意的创造开始于美的幻想，美使知觉更加敏锐，唤醒创造性的思维。 　　“只要一位译者动笔翻译，他就必然在面临一项如何科学地运用思维分析意义以及如何艺术地选择词语调整句式的双重任务。”（刘宓庆，2005：24）翻译与美学联姻是中国翻译理论的重要特色之一。几年来，毛荣贵对翻译与美学的结合作了初步尝试，建立如下认识：美学，是一种治学境界，在发现美的入微观察中，我们品尝翻译学习之乐；美学，是一种逻辑思辨，在认识美的条分缕析中，我们提高洞悉原文的能力；美学，是一种行文谋略，在创造美的旬月踟蹰中，译者赋予译笔灵秀的文采；美学，是一种学术态度，在崇尚美的快乐追求中，译者培育求真务实的译风。（毛荣贵，2005：2） 　　不同的审美标准，除了取决于不同人的主观意识，还取决于审美客体的文体。刘宓庆也对此作过总结性阐述，他认为“散文译文宜清丽淡雅。”“小说译文宜流畅明丽。”“诗歌民谣宜以宛秀、淳美之译文译之。”“论文论著宜以明晓畅达、比较端雅之译文译之，务求明理晰义透彻 准确，务宜摆脱定见，唯原语之事理为准确。”“公文文书宜以严谨直质之译文译之，力戒浮饰 流俗，尤以法律文书为然。”“新闻报道宜平实真切之译文译之，力戒空结奇字，隐晦含涩。”（刘宓 　　庆，2005：334）这六种总结，可称得上是精准、透彻，可对译者在实践过程中起到指导作用。 　　四、当代翻译美学的发展 　　（一）对美的把握不够深入。正如诗歌翻译中对诗歌意境问题的把握。对意境问题的把握需要译者有很深的文学素养以及翻译能力。如何使译文能够展现出原文想要表达的意境不是一两天的翻译功夫能够达到的。最重要的是不仅要表达出这种意境，还需要让读者体会到另一种语言下的这种意境，这些都是中国翻译美学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也是我们这些译者需要为之努力的地方。 　　（二）美学研究人的感觉，如何把这些与翻译实践完美结合也是值得深究的问题。要想再现原文中深层次的美，就需要考虑到译者的心理过程。研究人的审美心理固然重要，然而过多的讨论译者的心理过程又不可避免的会有脱离翻译实践的嫌疑。人的审美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下，人的审美习惯是不同的，这就要求译者应该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 　　（三）中国译学想要有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