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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逸如：“温州模式”等待新生 【按：2013年国庆假日期间的一场台风和68个西湖的水量，令浙江省余姚市的许多民众至今浸泡在水中。当地政府的救灾能力也遭到了一些质疑。天灾固然可怕，也无法选择，但应对天灾的模式可以选择。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的对比不是新鲜话题，但经济早早起飞的浙江却在近年来屡屡遭遇尴尬，从进展缓慢的基础建设到温州高利贷危机，直至今天台风中的无所适从。政府无为而治以及对于纯市场的迷信，使得浙江城市不仅在经济、建设方面显出后劲不足，也在一切需要政府主导、组织的事件中暴露弱点。今天的洪水更像是一种隐喻，提醒我们反思温州模式的升级工作以及政府权威和社会组织的关系。2012年观察者网曾推出专题讨论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话题，下文为其中的一篇。】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温州模式”以其独特的“自下而上”方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 但近十年来，温州产业升级缓慢、固定资产投资不足，主要依靠私企和市场配置资源，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明显表现出发展动力不足。 现在，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已着手汲取苏南经验，走出“无为而治”和对纯市场的迷信，着力以政府有形之手，改善公共环境，为民营经济转型升级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温州模式陷入困境 徐日忠是土生土长的温州人。30年前，伴随着“温州模式”的兴起，他和许多温州人一样，从国企辞职下海经商，也曾到外地开办工厂。直到最近，徐日忠重新回到瑞安“打工”，担任了瑞安市汽车摩托车配件行业协会副秘书长一职。 刚回到瑞安时，徐日忠觉得很不适应。“我离开瑞安十几年了，没想到城市建设还和以前一样。”在徐日忠的眼里，瑞安虽然号称中国汽摩配之都，但外表看上去就像个普通的小县城——破旧的道路、杂乱的规划。“我一直有个疑问，瑞安的汽摩配工业园区到底在哪？这里几家，那里几家，完全没有形成规模化的生产基地。”担任副秘书长以来，徐日忠经常需要和企业沟通，但每次寻找厂房都让他颇费周折。 徐日忠回忆起自己在成都办工厂的感受。“那里的平台很大，许多大型汽车厂商都在成都落户，也带动了汽摩配行业的发展。”2005年，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确立发展汽车整车及配套零部件为主的现代制造业。此后，一汽大众、一汽丰田、沃尔沃等众多汽车产业巨头入驻成都。短短7年间，成都汽车产业实现从无到有的迅猛发展。 作为对比，尽管瑞安的汽摩配产业起步于上世纪80年代，并在2003年获得“中国汽摩配之都”的称号。但长期以来，瑞安汽摩配行业无法改变“低小散”的产业格局。原料和劳动力成本的上涨，重复、低价的竞争，不断蚕食着企业的利润。2011年，瑞安汽摩配工业总产值仅为345亿元，低于400亿元的规划目标。“如果瑞安市政府再不拿出一个方案，好好发展我们的产业，瑞安的汽摩配产业很可能会慢慢凋零。”徐日忠显得忧心忡忡。 瑞安面临的困境是温州近十年发展的一个缩影。从2003年开始，温州GDP增长速度连续下滑，在浙江省内排名倒数。2008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温州全年增长甚至只有8.2%。与此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浙江省GDP增速也从2001年的全国第6位跌落至2010年的27位。 而在另一方面，温州民间存在着数千亿的流动资金。这些资金像幽灵一样在全国各地炒房、炒矿，却唯独不发展实业。2010年温州市固定资产投资仅为930亿元，在浙江省排名靠后，投资率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在去年的民间借贷危机中，一些中小企业因为资金链断裂倒闭，甚至有少数企业主“跑路”。民间借贷的泛滥给温州民营经济发展蒙上一层阴影。而据长期处理民间借贷纠纷的浙江攀远律师事务所主任颜贻潘判断，这场危机带来的影响远未结束，“借款周期通常以6个月或一年为限，去年下半年爆发的危机，到今年6月份会出现最严重的情况。” 一时间，对于“温州模式”的质疑再次甚嚣尘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温州模式”以其独特的“自下而上”方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但近十年来，温州经济的先发优势不断丧失，在资源匮乏、产业升级缓慢、固定资产投资不足的困境中反复徘徊，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越来越小。今年年初，履新不足两年的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要发挥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有为’作用”，“加快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和引进产业大项目，以大项目推动大发展。”毫无疑问，引领中国市场经济发展30年的“温州模式”正悄然发生转变。 产业升级的掣肘 早在2002年，温州产业升级的困境已经凸显。从这一年开始，中国民企500强榜单上的温企数量不断减少，从2001年的39家减少到2011年的17家。 最大的问题是土地资源的匮乏。温州地处浙江东南，一面靠海，三面环山，曾有“七山二水一分地”的说法。在改革开放初期，温州依靠家庭式作坊发展小商品经济，后发展成为大批民营企业。而随着产品市场的扩大，温州企业家却发现厂房不够用了。 2004年，固耐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