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的田野作业和文献.docVIP

口述史的田野作业和文献——从《最后的记忆》谈起 胡鸿保、王红英 （人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如今这个大众文化风行的消费社会里，贴近平常生活的产品渐渐多起来。报纸电（视）台在开辟“社会调查”“人物专访”等专题的同时也设立“记忆”栏目（如《北京广播电视报》）。与新闻采访颇为接近的“口述史”在史学研究领域的走红,可能与这样一个大文化背景不无关联。历史学家越来越多地注重所谓的田野工作方法，而且非常重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文化距离。这就使得他/她们又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这片学术小天地里，定宜庄博士出了些引人注目的作品，口述史专著《最后的记忆》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一部[1]。通过采访十六位旗人老年妇女，在编辑口述实录的基础上《最后的记忆》再现了这些出生于二十世纪初的一代妇女的个人经历。作者结合文献辅以人物和实物照片、往来书信、民歌民谣、家谱摘抄、“大事年表”对这段特定历史加以展示，使作品富有鲜活感。正因为作者对于满族历史文献驾轻就熟，才使得以文献为“向导”的口述实地调查收效明显。所以我们想由此入手，结合读书体会，谈论对历史学家做田野及一些有关议题的看法。 　　历史文献与口述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上古。在希罗多德的词汇表里，“历史”实际上就是“调查”和“对真相的探究”(inquiry)。[2]当然，“让事实说话”并不那么直截了当。复旦大学的葛剑雄教授在《历史学是什么》里对于深奥的哲理有浅显的阐释。他认为，过去的事实能否真正成为历史，取决于后人如何记录。“历史不仅是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过去我们常说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劳动人民是个群体，必须有一个具体的代表人物，没有代表人物的话，那就只不过是一句空洞的宣传口号”。[3] 　　口述内容一旦被文人用文字记录下来，情况似乎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一本名为《田野笔记》的人类学著作里编纂者就举出了学术史上的经验例证： 　　许多被调查者，即便是那些文盲，也清楚地知道文字记载的持久性，并且会求助于人类学学者记录下他们所选择的东西。祖尼人的Bow社团的神职人员指示[人类学家]库欣（Cushing）录下了他们清晰的、古老的祈祷声和歌声。玛格丽特·米德写道： 　　在我到达Manus岛之前，他们已经为该付多少颗狗牙（他们的货币）给他人而争吵了成百上千年……。所以，我来后，他们对我说：“哈哈，现在Piyap〔当地人给米德起的名字——引者注〕可以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了，你记下每一笔交易，我们以后就不必争吵了。” [4] 　　如果说口述传统里的“过去”是可以在传承的流动中不断变异的话，那么文献作为口述的记录就把这种流动特性凝固了。这样一来便将“古”“今”作了技术性的切分[5]。而由于历史解释具有历史性[6]，所以上述切分的意义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在主流史学家那里，有无当下材料与以往文本的比勘被认为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的一个关键。美国学者爱德华·希尔斯在《论传统》[英文版，1981]里曾经这样解释：“历史编纂是一种确立或修正人们对过去事件之认识的方法”。而历史编纂又可以分两种。传统的历史编纂“基于某些口头叙述和文字描写，而这些叙述和描写没有可由当前历史学家进行独立地批判考察的事实根据。现代批判历史编纂不满足于口头或文字记载的传统，无论这些传统是没有作者的传说，还是诸如修昔底斯和希罗多德这样伟大历史学家的著作，因为这些传说和著作都没有引用其他历史学家可以查证的历史文件。批判历史的编纂希望通过对文字著作的考证，通过比较其他有关同类事件的原始资料，来确定世传的历史记载的真实性或错误性。”[7] 　　再回头谈口述的问题，定宜庄在一次接受天津师大的汪丹女士采访时说了两条很重要的经验：“一是你得会问；二是做口述很辛苦，但对口述材料的再处理、再分析更不容易。”[8]但凡曾经做过口述的人都会知道这两点很重要，而关键问题在于，知道这两点的重要性以后，口述史的田野研究应该怎样展开。事物总是有它的两面性，《最后的记忆》这样一部以文献为导向的口述史，对于口述特性（orality）的关注不免有些欠缺。我们注意到海外学者对于口述史的特性有较深入的阐述，其中有几点尤其值得同行们体味并借鉴，兹引介如下。[9] 　　（1）完善的口述史的最终产品不是文稿、也不是录音带（或录像带），而应该是访谈双方关系的一种表现。被访人固然是在与采访人交谈，但是前者与他自己的历史意识之间的关联更值得重视，而这一点往往难以把握、也被口述史家忽略了。 　　（2）意识形态和多样历史概念之间的相互影响(interplay)对于口述史学者而言，具有特殊的方法论意义，强调这种相互影响乃是他们与心理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者的田野工作的区别之所在。口述史学者做口述的目的就是要想给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