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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初中语文教学中教材文本的处理 　　最近听了一堂公开课，讲授鲁迅先生的《社戏》。在分析小说主题时，老师补充了写作背景和教材选编时未录入的内容，鲁迅文章的艰深晦涩立马呈现。结果，学生要么茫然摇头，要么牵强附会。最后老师虽旁征博引，再三讲解，学生恐怕也未见得能明白作者的写作意图。后来的评课，很多老师都谈到这个问题。由此我想，在初中的语文教学中，教材文本究竟该如何处理呢？ 　　一般来讲，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作者在特定背景之下完成的，其写作意图较为明确。而读者在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因为其个性差异，比如年龄层次、文化程度、生活阅历、兴趣爱好、价值取向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作品呈现给他们的可能就是不同的风格和内涵。所以，比较而言，作者文本是一种相对封闭的文本，只倡导单一意义；而读者文本则是丰富的、多义的、充满矛盾的，它反对一致性。同时，编者在选编教材时，还通盘考虑了初中三年不同学期、不同单元的文本价值侧重，每篇课文呈现出来的还有编者选编意图。而教师在教授课文时，又会结合校情、班情对文本作适当的增减和有针对性的解读，从而使文本带有明显的教师个性。无论是编者文本，还是教者文本，都在作者文本的基础上进行了意义的重新建构，其实质也可算是读者文本。所以，教材文本的处理，实际就是作者文本、编者文本、教者文本、读者（特指学生，下同）文本的关系处理。 　　笔者认为，在初中语文的课堂教学中，教材文本的正确处理，就应该以作者文本为案例、编者文本为导向、教者文本为手段、读者文本为根本。这既是新时期文本解读理论的要求，也是语文新课标的要求，更是素质教育的要求。 　　一、语文教学应弱化作者文本 　　因为作者文本的一元特征，如果执着于探索文本的本来意义，以解题、介绍写作背景、段落层次、中心思想、写作特点等为课堂内容呈现，势必会忽视学生的个性化感悟和创新性解读，使内容陈旧腐化，课堂沉闷僵化，不利于培养具有个性和创新性的新时期人才。 　　事实上，教学拘泥于作者文本的本来意义既不可行也无必要。首先，学生只是一个“学者”，不是“批评家”，不可能像“批评家”那样去研究作者的前世今生，作品的微言大义。――当然，如果学生能够像“批评家”那样去解读作者文本，自然也没问题。学生通常更多地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作品，而较少地从作者的角度来看作品，这非但不影响他们对作品的欣赏，有时甚至会使他们的阅读更有张力。就像李商隐的许多《无题》诗，当我们丧失了对作者的准确把握以后，其作品的魅力不减反增。 　　其次，当作者文本成为教材，注入了编者的思想以后，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就已经不再是原来的作品，成为了编者文本。如果再死扣作者生平、写作背景、前后章节等，则可能陷入教学歧途，教学效果将乏善可陈。就像鲁迅的《社戏》，当它被选入人教版七下教材后，它还是鲁迅笔下的《社戏》吗？你能读出鲁迅的“呐喊”意味吗？恐怕不能！这个时候，你还需要引入写作背景，还需要补充作者成年以后在北京的两次看戏经历吗？恐怕也不需要！ 　　作者文本固然重要，但它不是语文课堂的全部。教师只有有针对性地弱化作者文本在教学中的分量，将作者文本视作为达成一个个教学目标的案例文本，关注文本本身的意义，才可能有开创性的课堂建设，才可能带来顺应潮流的教学新风。 　　二、语文教学应重视读者文本 　　当代文本解读思想已经由作者文本观转变为读者文本观，它摒弃了过去只注重“作家――作品”的解读模式，把文本解读的重心转向“文本――读者”，视读者的解读为文本的本体存在，把解读活动作为文本构成不可或缺的本体层次。在读者文本观下，读者文本凸显了文本本身的被建构性，它邀请读者像作者一样，或者和作者一起来构建文本的意义。这就要求语文课堂重视读者文本，尊重学生对作者文本的重新建构。 　　《语文课程标准》也强调“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 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由于学生的学习经验、生活经验、人生经验不同，学生的阅读理解也必然会出现多元化的特点，学生的这些独特体验应该得到我们的尊重。教师应立足于应引导学生钻研文本，在主动积极的思维和情感活动中，加深理解和体验，有所感悟和思考，受到情感熏陶，获得思想启迪，享受审美乐趣。 　　重视读者文本，就要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体化差异和阶段性区别，尊重学生做出的与其个体化和阶段性相一致的文本解读，以系统性眼光和发展性视觉来包容和欣赏学生的每一次阅读活动。就像小学生读《少年闰土》，他应该也只能看到“我”与闰土儿时短暂而又真挚的友谊以及对他的怀念之情；而中学生学《故乡》，则可以感受到以闰土为代表的农民在封建政权的压迫、剥削、愚弄、毒害下痛苦的生活和麻木的精神状态。这是阶段性导致的读者文本的差异。再比如，读《红楼梦》，诗人读出诗，药师读出药，美食家读出美食，建筑家读出建筑……这是个体化导致的读者文本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