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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的意蕴：转变教育发展范式 　　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一总体目标下，教育领域就是要围绕教育治理体系建设、教育治理能力提高，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以适应当前信息化、全球化、民主化背景下教育的新形势。而教育综合改革的落脚点应聚焦在转变教育发展范式上。 　　一、治理：时代赋予的新型管理范式 　　治理的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利益和合法性认同基础上的合作。治理关注的是过程，而不是制度形式，所以它强调权威、权力的行使以及行使的方式。在管理过程中，政府原来意义上的绝对权威受到了挑战，出现了另外一些多元主体组织，这些组织都以合作的姿态卷入管理过程。治理带来了如下转向：从关注项目和政府机构转向关注政府治理的工具，从等级制向网络化转变，从公私对立到公私合作，从命令和控制向谈判和协商转变。 　　教育治理是区别于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一种新型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国家与公民社会，机构与私人机构相互合作，共享管理权利，并通过多种管理手段与方式，达到共同分享责任与义务，增进和实现利益的目的。教育治理主要包括以下特征：一是治理主体多元化。教育治理不仅仅由政府承担，而且也包括非政府组织、学校和家长等多种主体。政府不应是教育产品和服务的唯一提供者，而应从繁重的具体事务中解脱出来，致力于发展战略和统筹规划，提供有效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为治理的其他主体发挥作用创设良好的制度环境。二是治理机制复合化。教育治理机制是由政府、社会和学校这三大治理机制构成的，三大治理机制形成合作互补关系。只有合作，这三大现代治理机制共同运行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并弥补各自的缺陷。三是治理手段多样化。除行政的手段以外，更多的是强调各个主体之间的自愿平等合作。四是治理目的重视价值理性。治理的价值不仅要重视效率，更要强调公平正义，目的在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显然，与以往的行政管理不同，以上几方面趋势均建立在合作基础上，合作机制成为现代教育治理的必然选择。 　　现代社会对人的观念影响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以人为成本阶段。这一时期本质上是把自己与他人都看作经济动物，以博取最多的财富；二是以人为资源阶段，重在对人的开发和培养培训，以期获得更大的效益；第三阶段则是以人为本阶段，强调对人的尊重、关心和发展。公平的社会就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是一个“所有人”平等享有基本人权和人格尊严的社会。早在1983年，法国著名学者佩鲁就在《新发展观》一书中指出，发展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和“内生的”，应以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和人的潜力的发挥为中心，促进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共同体每位成员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以满足人的需求为中心价值取向、以人与自然统一的生态和谐发展为核心的新的发展范式。 　　教育生态需要涵养，需要治理。这种发展范式的话语表达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多样性、内生性、多元性、协商性等。以往我们发现某一个方面出现了问题，往往就全力以赴极力强化这方面的工作。这种线性思维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保证教育可持续发展和正确走向，相反，这种极力强化，有可能破坏教育生态。这需要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进行反思。 　　二、从效率到公平：转变教育发展范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百废待兴。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效率原则和由此派生的竞争思维一直主导着社会组织的变革，也成为教育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和手段。重点校、重点班、重点生等精英教育话语充斥其中；不断强化竞争机制，明目繁多的评估、评审、评比损失了过多的教育机会成本。当然，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效率优先管理原则的价值在于“破旧”，在冲击、消解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激发了教育活力，我国教育的巨大成就也是这一时期积累起来的。 　　在摆脱自身种种偏见之后，大家一致同意的契约就是公平。提到公平，必然联想到著名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他认为，正义即公平，社会公平就是社会的一种良性的结构安排，其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这一带有终极意义的命题，其意义不仅在于它要求在现实中为人们寻求公平和正义，更重要的在于它作为一种理想根植于社会制度和人们心中，成为人类世代追寻的价值目标。社会公平既是一种价值理念，又是一种行为规范，其基本要求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而教育公平具有起点公平的意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缺失了教育公平，社会公平也就无从谈起。 　　从个体看，教育至少有三大功能：一是唤醒人的生命意识；二是启迪人的精神世界；三是建构人的生存方式。从现实出发，我们不妨把教育分解成三个子概念：正教育、零教育和负教育。实现了教育功能的工作可谓正教育，没有实际效果的工作称为零教育，而与教育功能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