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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立场及其在藏汉英三语教学中的应用 　　摘 要：语言立场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内隐，以及语言人通过语音、语调、句法等外在结构形式赋予的情感态度。学生在本族文化的固有影响之下，再从媒介语的文化立场去理解目的语文化有很多困难。在民汉外三语教学中，让媒介语的文化立场朝向少数民族文化的方向倾斜，谋求民、汉语言的文化共性，有利于提高三语教学的成效和消减民族学生潜在的无意识的文化对立。 　　关键词：语言立场；三语教学；媒介语；文化教学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6-0256-03 　　数年前，四川省汶川县水磨中学异地藏汉双语班学生与本地学生之间爆发了一场规模化的激烈冲突。事件引发了我们对藏汉英三语教学模式及汉语文化在三语教学中的立场的深刻反思。研究认为：以汉语为媒介语的“民―汉―外”传统模式不仅增加了民族学生的文化负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汉族教师与民族学生之间的文化交流[1]。在藏区多语教育模型重构以及文化教学改革的实证研究中我们发现，媒介语的文化立场直接影响着师生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教与学的成效。经过反复论证，我们提出了“语言立场”的概念，并在相关理论体系构建及其在三语教学中的应用上展开研究。 　　一、语言立场存在的证据 　　电影《钱学森》中，钱学森曾对一名华裔记者的提问如此作答：“As far as I know， youre Chinese. When you ask a question of another Chinese， the Language you should speak is Chinese， not English. 我不想回答你”。粤、沪等发达地区长期保持着傲慢的语言态度，很多时候即使跟外地人做生意也坚持使用本地方言。相反在欧盟委员会，甚至谈话对方用德语向其打招呼的情况下，德国人仍然坚持讲英语，因为德国政府担心德语地位的强化可能会引发邻国的疑虑[2]。其实，在什么样的场合选用什么语种，选择本身就代表一种立场。语言人对语种选择的意义甚至超越了语言内容和结构形式的设计。 　　早些年，中国诗坛就对“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进行了一些写作立场的讨论；而莫言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有关其语言（创作）立场的讨论也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语言即立场，立场又往往通过语言来表现。语言和言语的风格与语言人的政治、社会乃至情感立场很多时候都是一致的，习近平的平民化语言就与其亲民的执政风格保持着高度默契。 　　二、语言立场的基本理论 　　“语言立场”乃是存在已久的事实，只是表象之下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理论体系。按照著名语言学家萨皮尔（Edward Sapir，1921）的理论，人生下来，在非社会组织结构中生存，是有可能直立行走的，因为身体本身的结构赋予了这种可能性，但肯定不可能学会说话[3]。言语是人社会化的结果，是后天获得的文化的功能，因此语言学的理论核心一定是人文的。借用佐伊基（Arnold Zwicky， 1989）对“社会语言学”的界定，也许我们可以假定“语言立场”就是says what on which occasion and by which way（在什么场合说什么和怎么说），它反映了语言人在话语环境中的基本态度。由此笔者不揣浅陋，给“语言立场”下了一个粗浅的定义：语言立场就是语言本身所固有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内隐，以及语言人通过词汇、语音、语调、句法等外在结构形式赋予的政治、社会、文化立场和情感态度。 　　1.语言与社会 　　语言立场应该属于社会语言学或语言人类学的范畴。语言是强加给语言人的一种“世界观”，语言具有世界观和本体论的性质，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世界观深埋在语言结构之中[4]。语言不仅仅是交际工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还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是阶级的体现。1399年亨利四世继位之前的三百多年里，英国统治阶级一直使用法语，更早前则长期使用拉丁语，英语一直都是平民的语言。罗马帝国崩溃后，拉丁语淡出了核心政治成为dead language；而法国人被赶出英国后，英语才正式成为国语。语言与语言人的社会地位往往是一致的。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多使用文言文，老百姓只会说白话文，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穷困潦倒却满口之乎者也，实际上也是希望通过语言提高自己的身份。 　　语言的阶级性是一个客观存在，语种和语言本身从诞生开始就已经融入了相对应的社会、政治和民族属性。很多时候，语言的社会地位就决定了语言人群的社会地位和语言本身的生存机会。官方语言总是会获得更多的特权和机会，少数民族语言区的经济、文化乃至教育总会因为语言问题而事倍功半。因此多语言国家的少数民族语言、地区方言和官方语言之间一直都存在语言和语言人地位的明争暗斗。当年印度为了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