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初期臨濟宗的在台布教.docVIP

殖民初期（1895-1906）日本東本願寺派在福建的活動 －－以「廈門事件」為例 壹、前言 甲午戰爭打敗清廷，迫使割讓台灣的日本，由於相較於西方的帝國主義勢力，其在中國的起步較晚，因此，為了要取得福建的帝國利益，於是藉東本願寺僧侶高松誓之手炮製出「廈門事件」（又稱「東本願寺事件」），期以護僑之名派兵佔領福建，與台灣互為犄角，扼守東南門戶，達到「北進南守」的目的。 兩岸及日本的學者都曾探討過「廈門事件」，基本上共同的看法皆指向日僧自行放火，嫁禍「中國暴民」，日本藉保護僑民，配合台灣總督府從基隆出兵，欲將福建納入勢力範圍。不過，所有的學者都是從日本帝國主義或殖民政策出發來探討此一事件，幾乎未曾觸及與日本佛教宗派的關係，本文從來台的日本佛教宗派著手，以日本東本願寺派（又稱真宗大谷派）為著眼，旁及臨濟宗妙心寺派，探討日本佛教宗派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微妙關係。 貳、日本東本願寺的近代中國開教 根據《現代日本文明史宗教史》的記載： 1873（明治6）年，43歲的東本願寺僧侶小栗栖香頂（1831-1905），懷抱「理想」來到上海，為了與來自西洋的基督教對抗，期中、日、印三國佛教徒組同盟。後來從滯留上海的日本人得知中國情勢，經天津、通州到了北京，遇龍泉寺住持本然，寄宿在該寺的清慈庵，從本然學北京話，後著《北京紀事》。1874年，從北京出發朝禮山西五台山後回到長崎。回日後的一年間，在九州靜妙寺靜養著書《北京護法論》，之後來到京都，與東本願寺僧石川舜台計劃到中國傳教，後到東京拜會外務大臣寺島宗則，獲得贊同。於是小栗栖香頂與谷了然等4人，在1876（明治9）年7月來到上海，在英租界的北京路設上海別院。這即是東本願寺在中國開教之始。 上述《現代日本文明史宗教史》記載小栗栖香頂在北京與本然之交往及著作《北京護法論》的時間，和陳繼東《清末仏教の研究－－楊文会を中心として》一書所載有所不同。陳氏的研究指出，1873年，日清修好條約正式批准的數個月後，淨土真宗東本願寺（現之大谷派）僧小栗栖香頂，在北京開始了留學生活。寄身於北京城內龍泉寺僧本然左右的小栗栖，與本然熱烈地討論著。小栗栖入北京的翌年（1874），著《北京護法論》，提出中國佛教改革案。 《現代日本文明史宗教史》與陳氏研究不同處在於《現代日本文明史宗教史》記載，小栗栖從上海輾來到北京，遇龍泉寺住持本然，寄宿在該寺下院清慈庵，從本然學北京話，而陳氏則指出小栗栖是日清修好條約正式批准的數個月後開始在北京開始其留學生活，寄身龍泉寺本然的左右；其次，《現代日本文明史宗教史》指出小栗栖著作《北京護法論》是回日後的一年間，即1875年，地點是在長崎，而陳氏卻指出是在入北京的翌年，即1874年，這是兩書不同之處。由於本文不在考證小栗栖的相關問題上，而陳氏在《清末仏教の研究－－楊文会を中心として》一書不曾參考《現代日本文明史宗教史》， 兩造所論何者為真無法判定。 小栗栖香頂看到了清末中國佛教的衰微，在他的《北京護法論》對中國佛教提出三點建議：一、嚴肅紀律，令不學無術公然犯戒的僧侶還俗；二、端正方向，改變寺廟經營圖利而不學佛法的習慣；三、重視教育，建立佛教學校，並與儒、道協力抵抗西方宗教。 衰弱的中國佛教對日本而言，實無可供借鏡之處，可是為什麼小栗栖香頂第三條建議是「抵抗西方宗教」？大陸學者葛兆光對於東本願寺僧侶的中國傳教有一針見血的看法：「在日本崛起的明治時代，佛教其實處於基督教、儒、神道教的夾擊和新思潮的排擠之下，陷於岌岌可危的境地。」 雖然小栗栖香頂的《北京護法論》內容有「彰顯日本國體，闡明本願寺與皇室的關係」， 對明治時期海外擴張主義政策提供助力，藉以挽回其在國內的頹勢， 但不能說東本願寺最初的中國開教沒有彼此互相提攜的理想，例如來到上海才兩個月的小栗栖香頂，同（1876）年9月，即在上海別院開設江蘇教校，以養成中國開教人材，雖然1877年小栗栖香頂因病回國，但是他中國開教計劃，設立育嬰堂與簡易小學，由同門谷了然於北京設立，1878年，上海別院擴展到了美租界乍浦路。 上海別院後因種種原因，又在1881（明治14）年撤除，直到1885（明治18）年11月，才又在上海設立「支那國布教掛」，雖然恢復上海別院的名稱，但是布教對象僅限於日本僑民， 如1885年設立親愛舍小學，1887更名為「開導小學校」，此即是上海日本人小學的起源。 隨著明治維新的成功，面對列強瓜分中國而獲得巨大利益，日本自無法視而不見。日本佛教初傳之始，即有「護國」的思想與性格，到了近代，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思想，其性格更加明顯。對真宗大谷派思想具影響力的東本願寺系學者井上圓了（1858-1919），從1885年至1890年，陸續發表《真理金針》、《佛教活論》等著作，高唱「護國愛理」。「護國」是指佛教弘揚國家至上主義；「愛理」是指維護和信仰佛教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