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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义乌称谓语的变迁透视其经济的发展 　　摘 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的特定身份、职业等的称呼。称谓语的变迁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座城市的文明进步和经济发展。义乌作为一个县级城市，短短三十多年时间迅速崛起，经济突飞猛进，因此通过研究义乌称谓的变迁可以更好地透视和反映义乌的经济发展。 　　关键词：称谓；变迁；经济 　　中图分类号：F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8-0246-02 　　“称谓”一词的解释较早见于《晋书?孝武文李太后传》“虽幽显同谋，而称谓未尽，非所以仰述圣心，允答天人。宜崇正名号，详案旧典”[1]，意即称呼、名称。《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人们由于亲属和别方面的关系，以及身份、职业等而得来的名称，如父亲、师傅、厂长等”[2]。可见，称谓是人类社会中体现人在特定的人际关系中的特定身份、职业等的称呼。这种称呼总是蕴涵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内涵，是人际关系、社会发展的文化符号。称呼语是语言交际中使用最广泛、最频繁的词语，而且具有鲜明的社会性；同时，称呼语又是一个敏感开放的词汇系统，时代的变迁和价值观念的更新都会引起称呼语意义及其功能的变化[3]。称谓是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语言现象，它作为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日常生活沟通人际关系的信号和桥梁。它的发展变化既受到语言内部规律的影响，也受到政治、经济、文化及人们心理动机的制约，同时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一个普通的称谓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对人的身份、地位的划分，用到具体的交际活动中，就会产生丰富的社会内涵。自古以来，人与人的交际必须有一个相互区别的代码，这个代码就是人们通常说的称谓语。一座城市的称谓变迁史，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这座城市的社会文明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义乌的称谓变迁同样反映了义乌经济的发展。 　　一、“同志”――新中国成立至70年代初的称谓 　　“同志”一词由来已久，《国语?晋语四》：“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4]。《后汉书?刘陶传》：“所与交友，必也同志”[4]。指的是“志趣相同；志趣相同的人”[4]。另外，“同志”还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辞海》解释：“政治理想相同的人；同一政党的成员相互间的称谓”[4]。《现代汉语词典》中解释“同志”：“为共同的理想、事业奋斗的人，特指同一个政党的成员”[2]。“同志”之意由“朋友、志同道合的人”演变为“为共同理想事业而奋斗的人，特指同一政党的成员。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同志”就成为政党内部成员之间的称呼。中国共产党内成员也互称“同志”，“同志”成为一种神圣的具有革命归宿感的称谓。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同志”强调人们所共同拥有的革命目标，同时增进了人们交往时的信任感，是人们交往时亲切友好关系的表述形式。义乌作为新中国的一分子，自然也跟随时代发展，最初大家见面时都互相称呼为“同志”，无论是日常交往中，相熟的不相熟的，都会叫一声“同志”，买东西时称“同志”，工作联系间称“同志”，问路也称“同志”。同志的使用范围很广，不分性别、职业和身份，而且这个称谓不论是机关单位、集体企业，甚至农村乡下都是如此称呼，这既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点，也反映出这时候的义乌还跟中国的大多数地方一样，以农业为主要生产经营活动，因此反映在称呼上也比较单一，除了亲缘关系的称谓外，一般人之间都称“同志”。“同志”的称谓既体现了那个年代大家的平等关系，也反映了那个时候的义乌以农业为主的单一生产经营模式。但义乌是一个人多地少的地方，这势必使其要谋求发展之路，这也是导致义乌以后走向兴商之路的重要原因。 　　二、“师傅”――七八十年代的称谓 　　到了“文革”时期，在人们内部出现了不同的政治派别，“同志”一词无法胜任当时的指称关系，于是在同一革命阵营中的“同志”被称作“战友”，而在民间，由于“同志”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由带有感情色彩的称谓“师傅”取而代之。作为社会通称的“同志”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地位明显动摇。一批又一批的人，昨天还是“同志”，今天可能就成了“反革命”、“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漏网右派”等，而无论是谁一旦被戴上了这些帽子，就理所当然地被剥夺了称之为“同志”的资格。在文革期间，“同志”已不是一个一般的社会称谓，而是一项对人的“政治待遇”，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称“同志”的，对待不明身份的人更不敢随便使用，否则便有“混淆阶级阵线”之嫌。如此这样势必造成社交时称谓选择的困难，客观上要求有新的社会称谓来补充这一空缺。于是又一个称谓词“师傅”应运而生。“师傅”本是手艺行业徒弟对业师的尊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至80年代初期，“师傅”一词的使用，说明了义乌已摆脱了单一的以农业为主的生产经营模式，开始朝手工业、商业的道路发展了，在文革期间义乌就有很多“敲糖帮”到江西等地用麦芽糖换取鸡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