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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进展与评论 　　摘 要：全球价值链（GVC）作为一种新型理论，是当前经济研究的一大重要议题，它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企业经济活动和政府经济决策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通过对全球价值链研究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从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形成、治理理论发展和升级理论视角入手，探讨全球价值链理论的最新研究进展及发展趋势。 　　关键词：全球价值链；治理；升级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6-0250-02 　　一、全球价值链概念的形成 　　1985年，哈佛商学院战略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E?Porter）在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价值链”的概念。波特（1985）认为，价值链是一个原材料转换成最终产品并实现价值增值的过程，是一系列完成的活动。波特提出的“价值链”是全球价值链理论发展的根源，其重在实现价值增值。同期，Kougut （1985）的价值链思想对全球价值链理论的形成也极为重要，Kougut （1985）认为，“价值增值链就是各个环节中各种生产要素（如技术、原料和劳动等）的融合，然后通过择优组装，将各个环节连接起来形成最终产品，最终通过交易活动和消费等完成价值循环的过程”。Kougut把价值增值链从企业层面延伸到了国家和区域层面，强调比较优势，这对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产生了进一步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大量学者开始将研究的目标转向全球商品链和全球价值链。首先，Gereffi （1994）在价值链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商品链的概念。他认为，全球商品链指的是不同企业在产品研发设计、加工制造、营销推广和回收处理等活动中开展的合作。此外，Gereffi （1995）还强调，研究全球商品链需要注意四点：（1）投入―产出结构；（2）地域性；（3）治理结构；（4）制度框架。Gereffi可以说是全球商品链的集大成者，他为商品链的研究提供了系统性的分析，也为此后的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提供了多角度、全方位的借鉴。 　　2001年，Sturgeon提出全球价值链的概念，认为其指的是某种商品或服务从生产到交货、消费和服务的一系列过程，并从组织规模、地理分布和生产性主体三个维度对全球价值链进行了界定。他认为，从组织规模看，全球价值链包含了参与某种产品或服务相关活动的全部主题；从地理分布上来看，全球价值链必须具有全球性；从参与主体看，有一体化企业、零售商、领导厂商、供应商等。 　　笔者认为，全球价值链的概念源于价值链相关研究的发展，初步形成于全球商品链概念的提出，发展于新世纪以来对其研究的日益深入。 　　二、全球价值链治理理论的发展 　　治理问题是全球价值链研究的核心内容。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指的是对价值链各部分经济活动进行协调的过程。早期关于GCC治理的讨论集中在参与企业的“授权和权力关系问题”上，根据龙头企业在生产序列中的不同位置，产生购买商驱动和生产商驱动两种不同类型的商品链（Gereffi，1994）。其中，购买商驱动的商品链主要存在于劳动密集的快速消费品行业，如服装业、制鞋业和玩具业（Gereffi，1994），其龙头企业往往不直接从事生产，而是占据设计、营销和零售领域。而生产商驱动型商品链则以资本密集的耐用品行业为代表，如汽车和飞机，这些生产链中的龙头企业是大型生产企业，也是重要的经济主体，他们不仅处在收入链的顶端，还拥有操控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应、分销与零售的能力（Gereffi，1999）。这一治理理论对龙头制造企业和非制造企业，或者说“购买企业”与企业组织的商品链治理进行了区分，这有助于解释南方特别是东亚地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崛起（Gereffi，1999）。 　　在Gereffi的两分法中，价值链中的权力关系是不对称的，可Humphrey并不这么认为。Humphrey和Schmitz（2001）认为，价值链中的权力关系既有不对称的情况，同时也存在平等的关系。因此，他将价值链的治理模式分为了四种类型：市场型、网络型、准层级型和层级型。其中，市场型模式参与方都没有绝对的控制权，以价格为主导；网络型模式需要参与方的协调合作，这种价值链没有主次之分；准层级型模式和层级型模式则存在权力的不对称，且后者的不对称性要比前者严重得多。 　　Sturgeon （2002）则在其原来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国别模型：日本模型、德国模型、意大利模型和美国模型。这些模型被归到三大类别中：领导型（日本）、关系型（德国和意大利）、模块型（美国）。其中，领导型治理模式中供应商对龙头企业的依赖程度很高，它们之间的权力关系存在严重的不对称；关系型治理模式则主要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模块型治理模式中参与者之间的依赖程度是最低的，双方的契约关系也是最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