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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镇化谈地方政府治理效率 　　[摘要]随着城镇化的进程，我国各地出现许多公共危机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凸显出我国地方政府治理效率的低下，本文从城镇化的三个发展阶段谈起，提出了城镇化的目的是经济效益的提升，从而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同时，又对当前我国在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分类，找出原因，最后又提出了在城镇化进程中提高地方政府治理效率的路径。 　　[关键词]城镇化；地方政府；经济效益 　　[中图分类号]D6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20-0080-02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我国政府适时提出要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和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这也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战略方针。在城镇化的过程中，人口和产业活动不断向城市聚集，经济效益不断提高，但同时也给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带来了大量的问题和挑战。 　　1我国城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过程。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为城镇化率，即一个地区常住于城镇的人口占该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户籍等制度性约束的存在，要素流动机制的不同，就造成了城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并且演化成了不同的空间格局，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城镇化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在这一阶段，我国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经济，城镇化水平低且发展缓慢，1949年我国城镇化水平只有10%，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城镇化率尚不足18%。 　　第二阶段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特点是城镇化快速发展，到2008年，城镇化率提高到45%以上。随着改革开放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户籍制度的相对放松，我国的城镇化机制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最大的变化在于全球化，中国经济成为世界市场的重要一环，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成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环节，人口不断向东南沿海地区集中，出现了“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形成了若干人口密集的城市群。从这一时期开始，市场开始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第三阶段，从2008年到现在。2008年出现了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在金融危机中，凸显出我国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因此我国政府提出了要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变，提升自己的创新能力。与此同时，地处东南沿海的广东等省市也提出了“腾笼换鸟”的政策，一些制造业开始向内地转移，这也加速了内地城镇化的进程。到2011年，我国的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27%，这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镇型社会为主体的新的城镇时代。到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提升为52.57%。 　　2城镇化目的——经济效益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意味着经济体可以发挥城镇在促进人口变迁、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积累等各方面的作用，实现经济发展。经济学理论认为城镇的好处在于其能提供不同类型的资本、劳动和技术，能够提供相当完整的市场，从而降低交易费用，实现规模经济并提高生产率。这也是我国政府推进城镇化发展的原因之一。 　　城镇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这里采用新福利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标准来解释。帕累托在1906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指南》中提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资源配置状态发生改变改善了某项人的经济福利，同时又不使其他任何人蒙受经济福利的损失，这种改变就增进了社会福利，叫做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的结果就是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最优指的是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不减少一些人的经济福利，就不能改善另外一些人的经济福利，这就标志着社会经济福利达到了最优状态。实现帕累托最优的状态就是经济效益好，反之则是不好。经济福利导向要求政府应定位于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求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衡量政府治理是否有效，要以经济效益为标准，必须从政府行为对社会中每个个人的经济福利的影响着眼。这里的经济福利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对政府治理效率的评价不应该只是城镇规模的集中和扩大，其更本质的要求是人们的满足程度，即人们的经济福利；二是个人的福利水准必须由自己来判断，不能由别人代劳。一些政府官员习惯由自己来“代表”人民的利益，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社会，这从根本上是背离了经济效益的内涵。 　　3城镇化过程中地方政府治理问题分类 　　近年来我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公共危机问题，如城管部门和摊贩的矛盾、地方政府的强制采取、房价过高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表明了地方政府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伤害到了利益相关方的经济福利，这种改变是与帕累托改进以至最优背道而驰的，也说明了地方政府治理模式亟待改变。以上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如“钱云会事件”和“乌坎事件”等可以归结为土地问题；二是如“夏俊峰事件”等可以归结为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