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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府规模扩张的原因看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 　　[摘要]：由于社会分工的细化、组织管理的自我膨胀及公共需求的提升导致政府规模不断扩张，政府规模的非理性扩张是造成当前我国的行政体制机构林立、职能交叉、揽权推责、效率低下等问题的根源。鉴于此，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必须建立一种制约政府规模扩张的制约机制，从纵向上减少行政层级，推行扁平化管理；从横向上合并职能相同、相近、相似的机构，实行大部制改革。 　　[关键词]：政府规模扩张 原因 行政体制改革 　　学者张康之说过“人类社会有了政府以来，政府规模的非理性扩张就一直处于一个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中，因为政府与社会的复杂关系不断地推动着政府规模的扩大。”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的六次行政体制改革，行政机构总是在“职能分化，机构臃肿——部门合并，精兵简政”之间循环。现如今我国的行政体制仍然存在着机构林立、职能交叉、揽权推责、效率低下等问题。要建立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必须建立一种制约政府规模扩张的制约机制。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政府规模的扩张？以下从社会分工、组织管理、公共需求的角度进行分析。 　　一、政府规模扩张是社会分工精细化的必然结果 　　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不断朝着更加精细化的方向推进。亚当·斯密曾说过，社会分工是社会进步必要条件之一，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分工的发展促使社会经济活动日益专业化，衍生出更多的社会活动的环节，分工越细，增加的社会环节就越多，相应的就会产生更多的利益主体。利益与资源总是稀缺的，势必引发激烈的竞争。分工的细化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组织的利益与社会共同利益的矛盾。为了调节这种矛盾并将这种矛盾控制在适度有序的范围内，政府就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投入更多的资源用于加大对竞争性利益和资源的调控和管理。如设立新的规范性机构、增加更多的人力资源、利用新的调控手段等。社会分工的发展导致社会更加激烈的利益竞争，利益的平衡造就了政府规模的增长。同时，社会分工的发展也加速了社会组织结构内部的分化，分化后的社会组织所承担的职能的专业性越来越高，社会组织彼此之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以前由一个人或少数人完成的工作被分化为几倍于以前的人员去完成，其中任何一个流程、工艺环节，甚至是一个人的失误都会影响整个社会活动的进程。这种日益加强的关联性使得社会组织的公共性越来越强，公共性的权利与责任由政府承担是最好的选择。于是，私人权利的行驶空间越来越被侵蚀，公共权利的运行空间不断扩大，也就是说，社会分工使组织公共性增强直接引发政府规模扩张。 　　二、政府规模扩张是官僚组织存续的内在要求 　　迄今为止，官僚制组织仍然是最有效的一种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但是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行政机构和官员队伍存在着一种自我膨胀的内生张力。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按照专业化和责任明晰的原则，政府必须不断分化出相应的机构和人员去负责相应的事务，从而导致政府机构和人员不断增加，即使是已经完成使命的组织部门也不会自动消亡。因为理性的官员和行政组织不会自发放弃权利和既得利益，而是寻求一切可能的机会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性。于是他们不断地忙碌地工作，工作量的持续扩张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而避免被裁撤。这样，新设立的部门越来越多，而必须裁撤的部门仿佛不存在，在官僚系统中充斥着大量曾经发挥过作用而现在已经不必要继续存在的部门，这更进一步的加速了机构的臃肿和预算的急剧膨胀。在一个机构内部，根据帕金森定律，当行政官员感到自身工作量难以负荷时，会想到增加下属，而且为了避免能力超强的下属威胁自己在官僚系统中的地位，会倾向于增加能力平庸的下属。能力平庸的下属不能胜任工作时，再聘用更加平庸的下级，由此循环，工作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工作人员的增加会演化出更多的矛盾和摩擦，人为地制造出更多的工作，使他们看起来更加忙碌。而且，专业分工、责任明晰的高度分化的部门和机构，关注本部门的责任目标更甚于政府的总体目标，在客观上加剧了自身的封闭性，于是在客观上刺激了部门利益本位主义。当前我国行政体制内各部门之间条块分割、推诿扯皮的现象便由此而生。 　　三、政府规模扩张缘于公共需求提升的外在拉力 　　有学者断言，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与公共产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权力的多中心化趋势催生了公众对公共产品更高的需求，这对政府的职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公共需求的主体增多，随着收入的增加和生活质量的整体提升，城镇中的低收入群体和广大农民由潜在的公共需求主体加速转变为现实的公共需求主体；其二，公共需求的结构升级，由传统的住、行、水、电等基本生活服务设施转变为教育与发展、医疗与健康、社保与就业等更高层次的公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