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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 　　摘 要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对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作了规定，这是公司法的重大发展，是对实务难题的有效解决。但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仅凭一条司法解释难以解决，本文结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的规定进行分析，旨在探析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问题。 　　关键词 隐名股东 名义股东 实质说 形式说 　　作者简介：孔维媛，郑州大学法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民商法专业，研究方向：商法的理论与实践。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6-088-02 　　一、我国对隐名股东资格的认定的学说 　　由于我国公司法的现代化时间比较短，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成熟，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比较强、信托制度不发达等原因，我国的隐名股东资格认定问题情况复杂，理论界的观点也千姿百态，争议层出不穷。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实质说，形式说，区别说。 　　（一）实质说 　　实质说是指以是否履行出资义务作为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 。实质说将出资作为取得股东资格的条件是基于民法的考虑，注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维护的是隐名股东的权益。然而用民法的原则和观念来解释商法似乎有些不妥，在交易迅捷的市场经济中，对公司外部第三人来讲，商法的外观主义更有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实现交易的迅捷，提高交易效率；对公司内部其他股东而言，股东更信赖股东出资证明书，股东名册的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的登记等形式上的证据。因此用实质说的观点作为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确定的标准虽然用民法解释没有纰漏，但从商法自身的特点和角度讲却有很多问题。 　　（二）形式说 　　形式说以投资人的姓名是否被记载于股东出资证明书、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及工商登记等文件确定股东资格的标准，即“法律上应当将名义上的股东视为股东。 ”该学说参照国外的做法，坚持了商法的公示公信原则，诚实信用原则，遵循商法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考虑到对第三人和其他股东的保护，近乎完美。然而结合各种证据的效力加以思考就不难发现其疏漏：一般认为，认定股东资格的证据依据效力层次由高到低区分为源泉证据、效力证据和对抗证据三类证据，若实际出资人能够充分证明其股东身份，该说就难以对真正权利人进行保护。因此笔者并不赞同单纯以形式说的观点确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 　　（三）区别说 　　区别说认为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不应单纯以出资或者登记来确认，而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取区别说是兼采实质说和形式说的优点，看似合理却有隐患。股东资格应当对内对外都表现为股东的权益，若坚持区别说则有可能分裂股东资格，对内对外表现不一，对司法实务起到错误的指引，出现一类案子两种结果的情况，因此笔者认为不应坚持区别说。 　　通过对几种学说的考察，笔者认为这些学说都不足以完全认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隐名股东问题是公司法的问题，要结合公司法的实际加以认定，权衡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先根据形式说认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若有其他证据足以推翻形式上的证据，则认定隐名股东不具有股东资格，这种做法在认定隐名股东股东资格时更谨慎。 　　二、对第25条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的条件的分析 　　我国《公司法》对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从无到有的发展是通过法律给隐名股东以正名，是法律的完善和进步。从第25条看到我国将实际出资的人称为实际出资人而非隐名股东，这并非否认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而是更慎重对待隐名股东问题，也减少人们对隐名股东一词的误解，即认为只有一人出资实际上却有两个股东的情况。从法条来看，隐名股东取得股东资格的条件有四个： 　　（一）公司形态为有限责任公司 　　司法解释之所以将公司形态限定为有限责任公司是因为有限责任公司数量多，人合性强，股东之间彼此信任度较强，而且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上限的规定使得某些实际出资人对股东的资格和地位望尘莫及，因此会幕后操作，法律规定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认定只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然而，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也有人数上限的规定，实务中难免会有发起人超过二百人的情形，也会出现隐名股东股东资格认定的问题，法律只规定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有失偏颇。 　　（二）隐名股东履行了出资义务 　　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隐名出资人只有履行了出资义务才有可能取得股东资格，出资是股东的首要义务，也体现了隐名股东想成为股东的真实意思，表明隐名股东甘愿承担公司风险，获取公司收益。司法解释将出资作为隐名股东取得股东资格的实质性条件，隐名股东的股东资格的取得不能缺少这一条件，但仅有出资却难以取得股东资格。 　　（三）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 　　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体现了股东与股东之间的相互信任，隐名股东若想成为公司股东就必须要经过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的门槛。笔者认为这一条件是隐名股东取得股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