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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印度国大党的“社会主义”——与张淑兰同志商榷 陶季邑 　　笔者最近拜读张淑兰同志的《印度国大党的“社会主义”：回顾与展望》（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8期，以下简称“张文”）一文，颇受启发。张文较系统地探讨了印度国大党“社会主义”的产生背景和发展过程及其本质，并对印度“社会主义”的未来进行了展望。笔者认为，张文的这些分析对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印度国大党的“社会主义”颇有参考价值。不过，拜读之余觉得张文有观点似乎值得商榷，特撰此文向张淑兰同志请教。　　一、关于印度国大党“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问题　　笔者觉得首先要弄清印度国大党所谓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究竟是指什么；否则，就无法与张淑兰同志商榷。　　（一）印度国大党所谓的“社会主义”有时是指“社会主义理论、学说”。1958年8月15日，尼赫鲁在《基本方法》一文中明确指出：“不过我认为社会主义的许多观点已逐渐掺和在资本主义的结构之中。” 1964年1月，印度国大党《布巴内斯瓦尔决议》指出：“国大党的思想体系可以概括为：在民主主义、人的尊严与社会正义基础上的民主社会主义。” 这里“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均指“社会主义理论、学说”。　　（二）印度国大党所谓的“社会主义”有时是指“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12月，尼赫鲁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一文中指出：“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一种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正统的实践之间的中间道路。通过这种社会主义，我们将把人民引向繁荣新天地。” 这里的“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道路”。　　（三）印度国大党所谓的“社会主义”有时是指“社会主义方法、政策”。1958年8月，尼赫鲁在《基本方法》一文中指出：“如果在一个落后和不发达的国家里采用社会主义，是不会突然使这个国家的落后程度减少的。”这里的“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方法”，因为尼赫鲁在文中继续说道：“必须牢记，不会由于魔术般地采用了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方法，贫穷就突然变成富有了。”正因此，尼赫鲁在此文中认为：“社会主义基本上是同资本主义不同的一种方法。” 　　但印度国大党也有“社会主义（的）政策”这一提法。如：1973年4月13日，国大党议会局的一份报告里说：“国大党议员们一致认为，国大党已经决定大力推行它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既定政策。” 事实上，国大党又将“社会主义政策”看成是“社会主义方法”。如：1964年1月，国大党《布巴内斯瓦尔决议》将“计划”（“计划化”）称为“社会主义政策”，同时将“计划”（“计划化”）“这一政策”称为“社会主义的方法”。 　　（四）印度国大党所谓的“社会主义”有时是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印度获得独立后，尼赫鲁多次说道：“关于社会主义，可以说很多，但是我想强调一件事，资本主义的整个结构是以某种贪得无厌的社会为基础的。从某种程度上说，也许贪得无厌的倾向是我们身上固有的本性。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摆脱这种贪得无厌的倾向，要用合作的精神来取代它。” 从后面的文句来看，前面“关于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再如，1958年8月，尼赫鲁在《基本方法》一文中指出：“如果在一个落后和不发达的国家里采用社会主义，是不会突然使这个国家的落后程度减少的。事实上会出现一个落后的贫困的社会主义。” 这里的前一个“社会主义”是指“社会主义方法”，后一个“社会主义”是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　　以上表明，印度国大党所谓的“社会主义”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含义，有时是指“社会主义理论、学说”，有时是指“社会主义道路”，有时是指“社会主义政策、方法”，有时是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等等。张文说，1955年1月国大党阿瓦迪年会后，国大党的文件中常常把“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简称为“社会主义”。笔者同意这一说法。但笔者还认为，国大党所谓的“社会主义”并不一定就是指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类型社会”）。　　二、20世纪80年代之前，“社会主义”始终是国大党的追求目标和工具　　张文认为，“1955－1967年，社会主义是国大党的追求目标”；“1967－1980年，社会主义由目标变成了工具”。笔者不完全同意张文的这两个观点。　　首先，笔者认为，无论是在1955－1967年，还是在1967－1980年，“社会主义”始终是印度国大党的追求目标。　　（一）1955－1967年，“社会主义”是国大党的追求目标。张文持这一观点，笔者表示赞同。正如张文所说，1955年1月，由于尼赫鲁的提议，在国大党的阿瓦迪年会上通过在印度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社会”的决议，把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社会”作为全党的奋斗目标。国大党作为一个整体接受了“社会主义纲领”。另外，1964年1月，在国大党的布巴内斯瓦尔年会上进一步明确要在印度建立一个“民主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