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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的师范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陶行知的师范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一、理论基础 　　陶行知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了“生活教育”理论，是其教育思想的核心，也被看作是其师范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他主张师范教育不仅要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同时也要满足学生自身的需求，从教学方法上来说，要与社会生活实践和学校教育实践相一致，即实现“教学做合一”。 　　教学内容。 　　陶行知倡导在师范教育中实现多元化的生活教育，以此来适应社会的需要。因为在他的理论中，认为课程应该来源于生活，因为“全部的课程就是全部的生活，一切生活都是课程”，“整个社会的活动，就是我们教育的范围”。[1]为此他主张学校要根据社会发展和育人的需要，在学校组织健康的生活教育、劳动的生活教育、科学的生活教育、艺术的生活教育、改造社会的生活教育。[2] 　　教学方法。 　　教学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是陶行知的办学原则。陶行知认为教学做合一包括三方面：“一是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便怎样教；二是对事说是做，对已说是学，对人说是教；三是教育不是教人，不是教人学，乃是教人学做事。”[3]也就是说对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要行思并重来达到理论与实践的高度统一。由此来看，陶行知所说的“做”涵盖了思想、行动和创新的价值，也就是在教与学的基础上有所创造。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其责任不在于教，而在于教学生去学，因此教师应该去认识和发现学生，从而不断的改进和完善自己的教学方法。边教边学，教学相长。这样才能有利于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提升，同时也能够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 　　二、师范教育的地位及作用 　　师范教育与教育本身。 　　纵览陶行知关于师范教育的论著，多成文于1930年之前，其在晓庄进行的师范教育实践活动也处于这一时期，被称之为所谓的“晓庄时代”。他提出“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4]可见师范教育承载着整个国家发展的责任，是立国之根本。从对整个教育的认识来看，陶行知深感师范教育的重要性，他曾说“教育能造文化，则能造人，能造人，则能造国。贫者可以造福，弱者可以造强，若云教育造国，则精神中自有趣味生焉。”[5]由此观之，陶行知认为教育更高的作用和价值不止体现在救国方面，更显现于能够造国。既然教育如此重要，那么在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师范教育更需着重发展，只有这样才能为教育提供源源不断的供给和活水。 　　师范教育与重师观念。 　　陶行知非常提倡“重师”的观念，他说“农不重师，则农必破产；工不重师，则必粗陋；国民不重师，则国必不能富强；人类不重师，则世界不得太平。”[6]值得指出的是，在其重师的观念中，特指的是小学教师。他认为国家之所以设立小学，就是要为全部的国民谋求幸福之所在，因此小学教师可谓是操纵着全民族命运。由此他指出办好小学很关键，要想办好小学，就要培养好的小学老师，就要首先办好师范学校，这样才能培养“好教师的教师”[7]，这也是陶行知很有名的师范教育“三段论”，陶行知通过教育的表面需求看到了背后的本质需求，对于小学教师培养的重视，可以说是他师范教育思想的特色和创新之处。 　　三、广义师范教育的提出 　　陶行知认为教育界需要的人才有四种：教育行政人员、指导员、校长和职员，以及各科教员，但由于人们从来都只关注培养专职教员业，为此他提出了“广义师范教育”这一概念，指出凡是教育界需要的人才，一律需要接受相应的培养与教育，同时他也提出了符合马克思“教育者本人要受教育”[8]著名论断的，关于广义师范教育的三条基本原则： 　　学校“要什么教员就该培养什么教员”。 　　针对当时各级师范院校培养的教师类型没有区别这一问题，陶行知指出要按照不同的需要，根据学校等级、市乡情形、学科性质进行划分，即高等师范要有区分的培养中学和师范学校教员；初级师范为了使毕业生更好的服务乡村，要广泛地在农村设立，以应济需要；要有区别的对城市高等小学教员和城市初等小学教员进行培养等。 　　“教育界的人才要什么就该教她什么”。 　　按照逆向推演的方法，从最终的需要推知现下要教授的知识，是陶行知关于师范教育“功效“问题的思考。从市教育局长到幼稚园教员，不同角色的需求不同，需要学习的知识就因人因时而异，把握住这一原则是，就能有针对的对不同性质的教育界人才进行有效的培养。 　　“谁在那里教就教谁”。 　　陶行知认为，在各地把持着教育权的人，除去高等和初级师范的学生，几乎都没有受过特别的师范训练。然而现下他们在“那里”实施着教育，就有受训练的必要害人，由此陶行知主张在大学、中学、高等小学都要适当地引入师范教育训练。 　　四、培养标准和教学方法 　　师范教育与普通教育相比，有相同之处即都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德智体兼得；但师范教育又有其独特之处即“师范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