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行政违法行政规范性文件之责任追究一的应用.docVIP

A thesis submitted to XXX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Engineering 违法行政规范性文件之责任追究一 　　提要 从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与议会立法行为的区别，政治责任和违宪责任的相关理论，以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原理入手，可以揭示出，违法行政文件制定主体所承担的责任，在性质上应当属于具体的法律责任。借鉴国外的有关立法和理论，尽快建立起我国对违法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责任追究制度，特别是确立人民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制度和违法文件制定者的个人责任追究制度，对实行依法行政、保障公民权利具有重大意义。 　　在我国的行政立法和理论中，一种普遍性的观点是将行政行为区分为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笔者不同意这种划分。但是，本文还需借用“抽象行政行为”这一概念的内容，而冠之以“行政规范性文件”之名(它包括行政法规、规章和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因为论证的目的不在于对这两类行为进行划分，而是旨在探究违法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一)几则案例 　　案例1，违反宪法：《中国青年报》2002年1月9日、11日连续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市分行年初在媒体上刊载招聘通知，对报考职员的身高作出限制性规定，要求男性身高不得低于1米68，女性身高不得低于1米55，引起四川大学一副教授代理求职学生提起诉讼，状告银行的招聘通知侵犯了宪法规定的平等权。 　　案例2，违反刑法：80年代后期，昆明市官渡区副区长储某在为四川攀枝花市驻昆明办事处协助办理征地事项的过程中，收受该办事处送给的彩电等物品，被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审依据刑法认定构成受贿罪。而1991年底，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决定再审，判决上述被告人无罪。理由是：上述被告人收受财物的依据是中共攀枝花市委、市政府下发的[86]40号文件。该文件规定，为使攀枝花市驻昆办事处能够顺利设立，应对当地有关干部给予协助，对有贡献者可以作出不同程度的奖励。昆明市中院认为，储某等被告人收受物品的行为，是“受惠于异地政策规定，不能定为受贿”，并报经省高级人民法院同意，从而将储某的受贿罪改判无罪。 　　案例3，违反担保法：今年1月12日，《法制日报》刊载出一则题为《政策和法律打架 责任谁来承担?》的疑难案例：福建省长乐市财政局先后与27家企业签订周转金借款合同，并由企业所在地的乡镇财政所提供担保(财政所由财政局领导，实际是财政局的派出机构)。这27家企业倒闭后，财政周转金尚有745.8万余元未能收回。长乐市人民法院于是以玩忽职守罪判处该市财政局长王凯锋有期徒刑5年6个月。法院认为，担保法规定：“国家机关不得作为担保人”;王凯锋身为财政局长，应当对财政周转金的发放、回收等工作负领导责任。而王凯锋则大喊冤枉，认为自己不存在玩忽职守的问题，因为他是严格按照福州市榕委(1999)9号文件精神办事的，而福州市政府在2000年6月还专门以《关于研究协调第三批产业扶持资金安排有关问题》的专题会议纪要形式，要求坚决落实榕委(1999)9号文件。福州市委、市政府制定的文件违背了担保法的规定，王凯锋因为认真执行违法文件被判犯有玩忽职守罪，而违法文件的制定者却未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案例4，违反药品管理法：《法制日报》2002年1月15日以《部门通知比法还大?》，16日以《岂能变通或“驾空”法律》为标题，报道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等二部门以部门通知形式将修订后药品管理法中有关内容推迟2个月实施的违法行为及社会反响。修订后的药品管理法明确规定：“处方药可以在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和国务院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共同指定的医学、药学专业上介绍，但不得在大众传播媒介发布广告或者以其他方式进行以公众为对象的广告宣传。”该法自2001年12月1日起实施。国家药监局等二部门《关于加强药品广告审查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的红头文件，恰恰是“为了切实贯彻药品管理法”，但此番贯彻却成了对法律的超越和变通。它规定，非抗生素类感染处方药、激素类处方药等三类处方药，以及已经审批的广告审查批准文号在有效期内的处方药，在2002年2月1日起停止在大众媒介发布广告。这实际是公然以部门红头文件的形式，将药品管理法的实施日期推迟了2个月。 　　案例5，违反公益事业捐赠法：《深圳都市报》2001年5月10日以《手机用户状告陕西省长》的醒目标题报道：1998年，陕西省政府发布了经省长签署的(1998)4号文件，规定向当地手机用户收缴每个月10元钱的“帮困基金”，由电信部门为陕西省政府代收。省政府的这个文件显然违反了公益事业捐赠法第4条的规定：“捐赠应是自愿和无偿的，禁止强行摊派或变相摊派”。2000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