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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宏图：五年规划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从1953年至今，中国已经制定和实施了十二个五年规划（计划），即将迎来“十三五”规划。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五年规划可以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南针”，是引导各项具体经济、社会政策的纲领，中国经济奇迹之路就是以一连串的五年计划或规划为基石铺就而成的。 　　五年规划何以必要：公共事务治理规划弥补市场失灵 　　随着中国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计划体制何去何从成为摆在决策者面前的难题。中国务实理性地对规划体制进行调适，逐步使得其和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相互补充。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放宽了经济计划控制的功能，对关系关键的重大经济活动及其他大量产品和经济活动，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实行指导性计划或完全自由市场调节。九十年代初，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不是要废除计划，而是包含了计划性的含义，十四大以来的历次改革决议，都明确将发展规划作为宏观调控的导向。 　　中国的国家规划之所以能够经久不衰，根本原因是经过三十多年的转型，已经转变为一个新型的国家规划，它不再以微观经济活动为中心，而是以公共事务治理为重点，从而能够和市场经济相互兼容，并成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有效手段。 　　今天的五年规划与改革开放前的五年计划大不相同。从覆盖广度看，规划比以往更具综合性、全面性，不仅涉及经济发展，而且涉及社会发展;不仅着眼于公有制单位，也着眼于非公单位;从规划调整对象来看，更具宏观性、战略性，主要关注产业、区域、城乡、土地使用、社会服务、生态环境保护等结构问题，着重提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任务以及相应的发展战略和措施，不再试图左右企业的微观活动;从规划内容重点看，逐步由以经济建设为重点转向公共事务治理为重点，“六五”计划经济类指标比重达到了60%，到“十二五”时期下降到了12.5%，大部分指标已经是教育科技、资源环境、人民生活等公共事务治理类指标。 　　“市场的归市场，规划的归规划”。五年规划是和市场机制相互分工的资源配置手段。市场机制在微观层面与私人产品领域对于资源的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规划主要在宏观层面与公共事务治理领域引导资源配置。规划手段对于市场机制两个方面的失灵起到了弥补作用。首先，它弥补了市场机制在宏观层面的盲目性，基于分散信息的市场微观均衡并不能达致宏观协调，规划在宏观层面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整体方向。其次，它弥补了市场在非纯私人品资源配置上的失灵，提高了社会总体的资源配置效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表现为政府参与资源配置更加积极全面，其中发展规划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资源配置的导向作用：一是对公共资源配置的刚性约束功能;二是对于关系公共利益的社会资源配置的有效引导功能;三是对于社会资源的信号引导功能。 　　五年规划何以民主：集思广益的决策逻辑 　　中国的规划编制，充分体现了中国独特的决策民主之道―集思广益，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智慧，体现了新中国“民主集中制”的制度创新，以及数十年的制度建设成果。 　　我国的五年规划决策经历了四代决策模式，“一五”至“二五”前期已经形成广泛协商、集体议决的政府内部集体决策模式，随后这一模式被破坏，以大跃进发动为标志，“二五”计划编制后期一直延续到“四五”，中国决策进入非制度化的一言堂决策时期。到“五五”、“六五”内部集体决策得以重建，“七五”计划开始专家学者等社会机构开始广泛参与，五年规划进入咨询决策模式;以公众参与为标志，“十五”以来的五年规划编制进入集思广益决策模式。虽然经历曲折，但是五年规划民主决策模式可谓一脉相承，并不断完善，从“十五”以来，已经形成程序化的编制步骤，并不断有所创新和进步。 　　“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 “十三五”规划需要经历四个阶段：中期评估（2013年至2013年12月）、基本思路研究（2014年）、党中央《建议》编制（2015年初至2015年10月）、《纲要》正式编制（2015年10月至2016年3月），每个阶段都经历了五个环节的“集思广益”。一是屈群策：在编制前期动员各方建言献策;二是集众思：起草组对征集来的意见进行分析和吸纳，起草阶段性政策文本;三是广纳言：阶段性政策文本形成后，向各方征求意见并修改，形成政策草案;四是合议决：在不同决策层面，通过正式的会议集体商讨决定，形成正式政策文件;五是告四方：将已经形成的政策文件，向各方传达和贯彻。这一简单的模型体现了中国五年规划“先民主、后集中，再民主、再集中”的决策逻辑。 　　中国五年规划决策不但是民主的，而且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第一，调查研究。重视调研是中国政府决策的最大特点，也是五年规划编制的突出特点，中国的历次五年规划编制都开展了系统的、专门的调查研究。“十二五”规划，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