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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法制思考 　　摘 要：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从被动到主动、从被迫到自觉”，由纯粹数量扩充向质与量双重提升的趋势转变。通过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内容的共性解读，笔者拟从报告监管者、制定者、使用者的法制视角，探索完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建议。 　　关键词：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内容解读；法制视角；完善建议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5）26-0053-02 　　作者简介：彭瑞驷（1990-），男，汉族，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WTO研究与咨询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WTO法、国际知识产权法、企业社会责任。 　　一、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展演进 　　根据《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白皮书（2014）》统计，2014年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数达1526份，占该年全球报告总数的15%。中国成为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编制发布的重要阵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被迫到自觉”[1]的发展历程。 　　20世纪90年代可以说是“启蒙导入”时期。跨国公司开拓中国市场，给中国企业带来社会责任理念，极大冲击了中国的企业社会责任实践。中国企业也开始被动地接触和研究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及其报告机制。 　　2000年至2005年作为“关注探索”时期。中国企业、政府、媒体广泛关注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呼吁构建有效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机制。一连串全国性企业社会责任事故，促使越来越多的媒体、NGO联同政府参与到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的行列。且西方的跨国公司纷纷对中国供应商展开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有利于规范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轨道。在此情形下，越来越多企业反思和调整自身的劳动条件、职员权益、工人健康及商业道德等方面。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概念也得以普及。 　　2006年更是中国全面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节点年，也是中国推广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序幕年。企业需“承担社会责任”被明确写入《公司法》和《合伙企业法》，成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的直接立法[2]。贯彻企业社会责任的专业机构强化落实责任的具体原则、实施步骤、各项操作。此后，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在中国渐显“朝阳”。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在认识水平、实践程度、运行模式向着“有目标、有计划、有执行、有评估、有改进”的企业社会责任系统管理方向发展，体现出涵盖企业、政府、新闻媒体、社会组织的“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实践格局。然而，受发展阶段、地域环境、企业性质等因素制约，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也要一分为二地加以分析。 　　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要点解读 　　（一）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实践解读 　　一方面，以企业社会责任为媒介，监督检验企业“履行诸类社会责任，维持报告满意度”的实践状况。具体而言，即为基本责任、直接责任、间接责任。 　　企业必须履行的基本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应实施“提供平价优质产品”、“促进保值增产盈利”、“遵守各项法律法规”等承诺，关系到企业社会责任的存在前提――企业经营活动[3]，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架构基础。与企业发展直接相关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应确保“创造就业岗位”、“关心职工权益”、“维持职业安全”等有所建树，属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子集――员工责任的议题，也一直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重点内涵[4]。与企业发展间接相关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应争取“推行社区义务”、“开展慈善捐助”、“优化公共环境”等取得进展，影响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效应[5]，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必要外延。 　　（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原则解读 　　另一方面，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为媒介，归纳明晰企业“规划诸类社会责任，统筹报告协调感”[6]的原则思路。 　　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不可能无限延展，往往受制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表现为特定时期社会对企业承担（义务）责任的具体期望及企业在考虑自身能力基础上对该期望的自愿回应。故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就需权利（能力）与义务（责任）相一致，既有所为又有所不为。即，协调权利（能力）与义务（责任），促使企业权、责、利相称。 　　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企业的权利（能力）与义务（责任）在优化，企业目标也会多元。从“企业公民”的人格化假设角度来看[7]，“企业公民”的内在需求现已包含经济、社会和环境需求等多方面。故，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也需协调效益与公益，促使企业经济结果、社会结果、环境结果相称。 　　“企业公民”兼具“经济人”利己本性和“社会人”、“道德人”利他本性[8]。经济学外部性理论[9]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实质是“企业公民”在利己和利他利益间“理性判断、权衡博弈”的过程。“企业公民”以“经济人”开展经营活动，并在创造财富过程中对利益相关者带来外部性影响。最理想情况是：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发挥营利措施的正外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