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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人类学的兴起及应用 田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事实，就是这种成就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如今，中华商家也可谓是遍布全球的角角落落了，中国的企业也在实实在在地响应政府“走出去”的战略思路。然而，当今世界经济竞争力不仅要依靠国家硬实力，更要依靠国家软实力。因为软实力具有战略性和持久性的优势，也因此而备受发达国家的重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全球化的市场、商业组织、文化因素等可谓重视有余而研究不足。但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把这些研究问题交给企业来做，无疑会增加工商企业的运营成本，而且收效并不一定显著。而换一个角度考虑，如果我们把学科类的知识注入到企业内部培训中，或者说将学科类优秀人才雇佣到企业作为专业的咨询顾问，可能会形成一个双赢的局面。而工商人类学正是这样一个迅速发展的交叉类学科的典范，即将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工商管理实践中去。 人类学,顾名思义，就是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以及人们对环境所的情绪、态度和行为等反应。尽管人类学经常被人们误解为“象牙塔”式的规则，但是它对现代社会问题的研究却了巨大的贡献，诸如城市生活问题，种族冲突问题和后现代主义问题。(也被称作都市人类学)。因此，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工商管理领域出现的各种问题就产生了工商人类学。虽然人类学作为一种规则和分析方法最近才被正式应用于商业研究中，但事实上学者们将人类学运用于商领域的研究。 人类学在工商管理领域的应用，说起来也有一个比较长的历史了。以美国为例，早在上个世纪的1920-1930年代，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便开始了对位于芝加哥的西电公司 (Western Electrics Hawthorne Works)雇员人际关系与劳动效益的研究，即世界著名的“霍桑实验”。参与该项研究的主要研究人员埃尔佟?马犹 (Elton Mayo)和黎尤德?沃耐尔 (W.Llyod Warner)依据人类学功能学派的理论，应用参与观察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得出了一个影响工商管理研究长达数十年的结论，即雇员的劳动效益会随着管理层对他们的关注程度的提高而提高。该项研究成果被誉为人际关系学派的奠基石。时至1980年，由于教育和学术领域的吸收力度有限，从事应用研究的人类学家日益增多，他们当中不乏受雇于工商企业的人类学家。 其实，人类的所有工商业行为，说到底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自然属于人类学研究的范畴。当前，人类学与工商管理学相结合已经成为该两门学科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在积极寻求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今中国，工商企业内部员工和谐相处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企业管理者在注重效益的同时，还需借助文化之眼反观企业中的文化异质现象，借助文化之手促进企业全面发展。这其中的文化之眼是人类学学科中的领域——工商人类学。 工商世界面临多种多样的问题都与文化相关联，需要应用人类学的原理和方法给予解决，因为人类学是迄今为止举世公认的对文化具有独特且深刻研究的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例如，有些工商业问题与员工的消极工作态度有关系，由于工商企业机构聘用的工作者具有不同的教育背景、种族和文化背景，因而在创立组织文化一致性方面，他们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人类学家能够帮助工商业机构调研困扰的来源，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在很多情况下，人类学家能在员工与管理层之间斡旋，并建立起开放式的交流。由此，工商人类学家在企业中扮演的角色将会日渐凸显。再比如，走出国门的许多中国企业，往往因为对国外企业经营所面临的文化形态不熟悉，照搬国内的经营模式，特别高度重视与政府的关系，甚至铤而走险行贿政府官员，从而使得企业官司缠身，难以很好发展。而人类学家则可以为这些走出国门的企业提供最好的文化咨询，避免由于文化方面的差异而给企业带来损失。 工商企业管理需要人类学家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随着中国社会的转型，不同于传统时代的中国工商时代已经到来，我国本土成长起来的部分学者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这个已是确定的事实。比如原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陈运飘博士就曾经呼吁中国的政治家，管理学家和人类学家，必须正视工商时代的到来，研究这个时代所发生了变化的社会文化及其带来人们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价值观等多方面的变化。陈博士认为，在这个新时代人机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同时，人机关系的融洽和协调也是所有组织（尤其是生产组织）的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人不但要达到技术上的要求，还需要适应机器，以及适应组织规范，尤其是生产组织（如企业）的规范又是与使用机器、提高生产效率相一致的，所以工商时代组织规范与传统社会的规范不同。这种工商时代社会组织的规范最主要的特点有：关系明确、服从权威、事本原则、不涉感情、不讲人情、理性计算，等等，而且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