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如何选拔官吏.docVIP

古代如何选拔官吏 　　美国著名学者福山4月份在清华大学公管学院有一次演讲，说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还是世袭制的时候，中国古代就建立了一套完备的官僚制度。这大约是学术界的共识。古今异世，但亦有传承。历史上的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官吏选拔和监管的经验，也许值得我们今天加以借鉴。 　　怎样才可以当官？ 　　大约从春秋战国算起，特别是商鞅变法之后，中国职业官僚选拔体制逐渐成熟。从最初的军功爵制（按功绩选拔人才），到察举征辟制（推荐与选拔相结合），再到科举制（考试选拔人才），历史上摸索出了一套职业官僚管理体制。大体包括选拔、考核、监察、升迁、待遇等环节。 　　商鞅变法制度的二十等爵制，是最典型的军功选官制度。这种制度的缺点是，有军功者未必擅长治国理政。打天下的未必就能治好天下。因此，随着官僚制度的成熟，会把任职与赏功区分开来。刘备因为参加镇压黄巾农民军，立了战功，获授县尉职务，过了几年，清理军功出身的干部，他被裁员，解释无效，惹得他把前来裁员的上级（郡督邮）揍了一顿。《三国演义》把这事“嫁祸”给了猛张飞，其实是刘玄德自己干的。 　　察举征辟制是汉代常用的选官制度，特点是地方推荐与中央选拔相结合。各地在给朝廷进贡自己的农副土特产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土产”――当地的人才。这叫作“任土作贡”，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被推荐上来的人选，需要经过书面和口头考试。内容以推荐科目不同而有所不同。 　　这些科目中，有一个叫直言极谏科。要求考生对当朝时政得失，做出批评，并且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叫作“对策”。汉武帝的名臣董仲舒就是因为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对策，而被选拔上来的。于是，在唐宋以后的历朝，正常用人渠道之外，“直言极谏”成为人才脱颖而出的特殊通道。唐太宗贞观年间，门客马周因为给人写了一篇击中时弊的“千古奇文”（毛泽东语），结果被一路提拔上来。唐代进士及第之后的“制科”，也保留了“直言极谏”科选拔特殊人才。这种渠道要求官员对于当前棘手的社会与治理问题提出具有操作性的真知灼见。 　　唐代的科举制度，特别是进士科，主要考试不是死记硬背，除了诗文写作才能，最重要的是“时务策”。进士及第只是取得做官的资格（叫“官资”），犹如我们今天的大学毕业，有参加公务员选拔考试的资格。初任官的入职考试，与任期结束等待新职位的前任官员的考试，同时进行。吏部组织的考试内容，包括身（身体条件）、言（言谈表现）、书（书法水平）、判（处理复杂政务和案件的能力）四个方面。“判”的考题一般取有关国家大事的问题和疑难案例，考察熟悉法令程度与处理事务能力。一个官员在晋升到中高级职位（五品以上）之前，每调任一个新的职位，都有一次任职能力的测试。这种测试结果与其上一任期的政绩结合起来，是拟定其新职位的主要依据。 　　如何考绩问责？ 　　除了初次入仕的各种选拔手段，更值得今人关注的，是进入官场之后的选任和提拔机制。政绩是选拔的基础条件，而政绩的考核除了“GDP标准”（赋税征收）外，最重要的是民生问题，如户口的增殖、社会秩序的和谐。唐太宗有一次到地方上去视察，当地一个官员，征集老百姓穿着统一的服装，夹道欢迎，还给随行官员都赠送羊、鱼和土特产，遭到唐太宗的严厉批评，说他扰民。 　　唐代的考课制度最有特色，通常是每年一小考，三四年任期结束有大考。考课的标准，一般分为“四善”、“二十七最”。“四善”是在个人品德、工作作风、态度方面对全体官员的共同要求，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是根据不同的工作性质与职责，对官员的个人才干和工作成绩，提出的不同的原则性要求。比如教育口的官员，“训导有方，生徒充业，为学官之最”。地方州县官，“礼仪兴修，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对于主管仓库出纳的官员，“谨于盖藏，明于出纳，为仓库之最”。 　　在任职标准确定的情况下，对官员的考核，分为3级9等。列入第一级的都得达到任职目标（“最”），只是在“四善”上分出优劣，分为上上（一最四善）、上中（一最三善）、上下（一最二善）这样3个等第。第二级的3个等第，都没有达到最佳任职目标，但是，基本职任尚能完成，工作作风虽有瑕疵，还没有负面的劣迹发生。最糟糕的是第三级的末三等：“爱憎任情、处断乖理为下上”（处理政事，任情背理，能力低下），“背公向私、职务废缺为下中”（徇私舞弊，耽误职事），“居官谄诈、贪浊有状为下下”（为人奸诈，贪腐劣迹，确凿无疑）。他们都犯有渎职罪，轻则处事乖理，重则徇私舞弊、贪污腐败。 　　官僚体制中，职官与胥吏的考核不同，任职也有重大区别。“职官”（品官）是政事的决策者，由中央任命，中央考核。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吏”（胥吏、令史）是具体文书事务的操作者（一般公务员），有另外的选拔和考绩方式。这有一点像西方行政系统中，政务官员与事务职员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