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进第一枪的那些事.docVIP

东进第一枪的那些事 　　 　　一 　　从安徽省巢湖市开车到舒城县的新四军四支队旧址，车上的导航仪显示的路程只有140多公里，而我们却整整开了一个上午。汽车在舒城境内的一座座大山间盘旋，山道陡狭，即使驾驶经验丰富的师傅也不敢怠慢，小心地从一棵棵板栗、青松的树阴下缓缓而过。驾车的司机专心无语，坐车的人却七嘴八舌地聊了起来，一边赞叹着山区的美景，一边猜测着四支队将指挥中心选定在东港村的种种可能。 　　遥想当年，新四军四支队兵分数路，踏遍青山，东进，东进，向着未知的战场东进。其中一路走出大山后，沿巢湖南岸进抵东进途中的第一个县城――巢县县城，并于县城东南郊的蒋家河口，伏击了驻巢城日军下乡袭扰的两艘机帆船，全歼船上的日军20余人，我方无一伤亡。这一天是193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昭示了这场战斗是四支队乃至整个新四军东进抗日打响的第一枪。这场战斗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其影响却非同小可。四支队的油印小报《号外》、我党的《新华日报》，均在第一时间刊出了蒋家河口战斗捷报。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武汉的报纸对此战也纷纷作了报道。就连蒋介石也在战后的第四天，向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发出了“嘉慰电”。 　　对于新四军四支队来说，这场战斗的最大意义还在于：壮我军威。1942年元旦，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编印了一本名为《难忘的日子》的小册子，其中有篇署名“非非”的文章《蒋家河口战斗》。文中有一段记述了部队埋伏在河埂上时，3名战士的悄声对话：大个子机枪手老张问身边的小杨：“你看见过鬼子没有？”小杨：“没有。你呢？”老张：“我也没有。听说鬼子和我们中国人长得一模一样。”另一边的老秃插话：“你们怕鬼子？”小杨赌气地回敬：“你才怕鬼子！”老秃：“你不怕，为什么要问呢？”二师的前身就是四支队，作者“非非”用的是笔名，我们无从知道他的准确身份，他或者参战过蒋家河口战斗;或者是师部的一位文化工作者，采访过当时的参战人员。这段战士对话的直白描写，反映出当时战士们心中无底的紧张情绪，是真实可信的。那时候，南京大屠杀刚过，国人的恐日情绪蔓延，有的甚至把日军的模样描绘成青面獠牙、三头六臂的怪物。由于部队的战士基本没文化，社会上的流传或多或少会影响到他们。蒋家河口这一仗打下来了，战士们这才发现，鬼子的脑壳其实也普通得很，一颗土制的子弹照样能叫它开花。此战之后，四支队接连打了多次胜仗，甚至攻下了无为、庐江两座县城，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 　　几经辗转，我们终于到了四支队旧址――东港村的韦家大屋。大门敞开，里面静悄悄空无一人。此行的目的是探源――为什么这第一枪发生在四支队，而不是发生在与军部更近的另外3个支队。此外，笔者作为一名退休的党史工作者，还多少有点朝圣的情结。选定五一小长假的前两天来这里，就是想避开人流高峰，有一个清静观瞻的氛围。 　　但是现在，这里太清静了，只有院落正中一座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的塑像，在静静地注视着我们，面容清癯，目光冷峻，隐约中我似乎听到他低沉的话语：你们终于来了，我料定你们会来的。 　　这里所有展厅的门都开着。从正面的四支队纪念馆大厅，再到支队会议室、高敬亭将军卧室、展览大厅，一路看下来，总觉得意犹未尽。一行人来到工作人员办公室，见窗台上放着一摞名片，同伴抽出一张，按上面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不一会儿，一位老同志骑着自行车匆匆赶来，从墙上挂的工作人员照片我们知道，来者正是纪念馆的馆长佘锦祥。听说我们是从巢湖来的，佘馆长动情地说：“见到你们，真的感到很亲切。”他有点激动，决定要亲自为我们讲解。 　　佘馆长带有浓重舒城口音的普通话，把我们带进了那段峥嵘岁月。 　　1937年7月上旬的一天，红军长征后在大别山区坚持了3年游击斗争的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国共合作的消息。对于同中央失去联系多年、一直处在国民党大军“围剿”之中的高敬亭，自然不敢轻易相信这个消息。他担心，这又是国民党设的局，想让他高敬亭钻进去。他必须找人来求证这个消息的真伪。找谁求证呢？巧得很，求证的人主动来找他了，这人便是时任中共皖鄂边特委书记的何耀榜。何耀榜派出去寻找中央的联络员刚从西安返回，并带回一些有关国共合作的文件。当高敬亭看完这些文件后，心情是难以平静的。作为一名红军的高级指挥员，他相信中央的决定是正确的，大敌当前，国共之间的恩怨理应抛到一边去。7月15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八天，高敬亭以红二十八军名义致函国民党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主任卫立煌，建议停战谈判，合作抗日。巧合的是，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当时的国共合作还只是处在中央层面的接触，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代表，正在庐山就合作事宜进行谈判，红军如何改编尚未有定论，八路军、新四军的番号都还没拿到，高敬亭此时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