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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官员引咎辞职镜鉴 　　现代意义上的引咎辞职制度，并非是近些年才在中国生根发芽的。然而若论引咎辞职制度的源流究竟出自何时何处，是中是洋，恐怕由于时间久远，证据或已湮没于历史的浩瀚长河中。然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引咎辞职制度绝非是西方的独创，华夏古已有之。 　　汉元帝开辟了后汉及唐、宋等后世王朝的引咎辞职制度 倘若细细地考究一下汉代的引咎辞职制度，其大致脉络仍是较为清晰的：一种制度的兴起与实行背后必然有一种理论作为支撑，汉代宰相因灾异而引咎辞职的理论基础是天人感应理论。 　　汉初高、惠、文、景时期，朝廷的主流思想是黄老之学。这一学说主张清静无为，萧规曹随，已有定制，宰相们和和气气，并无意掀起波澜，但求四平八稳就好，所以这四朝的宰相因犯罪被撤免的很少，更换的频率也低，所以宰相的人数总体上也很少，更何谈因为天变地动而撤换宰相。 　　到了武帝时期，事情起了重大变化。一代“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将天人感应学说系统化、理论化，这就使得汉朝宰相因灾异而引咎辞职有了理论上的支撑。但是，由于武帝这个人天性“喜事”，又任刑好杀，使武帝朝的宰相职位成为了一个“雷区”，众多的宰相中能善始善终的都很少，引咎辞职制度压根就得不到出场的机会。 　　昭、宣时期是汉朝继续稳步向前发展的时期，史家予以“中兴”的美名。昭帝少年老成，又有大将军霍光主政，政治号称清明。宣帝由于长期流于草野，这使他洞彻民间疾苦，在位期间英名远播。二帝既称神武，因此即使天变发生，也不愿换相。宣帝执政二十五年，只下过罪己诏四道，正所谓大丈夫敢作敢当，只愿揽罪于己，无意归怨于人。因此引咎辞职制度在此二朝又未得到用武之地。 　　至元帝即位，关东开始连年受灾，流民纷纷涌入关内。对此，朝廷中形成了一种舆论，认为大臣尸位。元帝数次召见丞相、御史大夫，在诏书中责其履职不尽责。丞相于定国连忙上书谢罪。永光元年，气候再次发生异常，九月即天降严霜，庄稼受损严重，竟又造成了大饥荒。而且雾霾密布，遮天蔽日。元帝再次下诏严责大臣。丞相于定国经此两次三番的担惊受怕，慌得立即写检讨书，并请求归还侯印，退居养老。一起写辞职报告的“难友”还有御史大夫薛广德、大司马兼车骑将军史高等人。元帝最终全部同意了三人的请求。这件事可谓真正开辟了后汉及唐、宋等后世封建王朝的引咎辞职制度。然而，相对于汉代末期那等同儿戏般一有灾异宰相便走马灯似的引咎辞职相比，元帝时的这次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因为于定国等人的辞职并非只是因为简单的天灾，主要还是天灾引发的人祸。这些重量级的将相集体引咎辞职，可以向天下宣示朝廷赈灾的态度和决心，对稳定民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这次引咎辞职仍只是元帝朝的一个个例，而且其后的成、哀、平、孺子婴及新莽数朝并未予以沿袭，而只是对罪己诏进行了继承。关于因灾异而下罪己诏，这种做法的首创还应上推到文帝时期。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文帝即下诏罪己。 　　为什么成、哀、平等五朝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引咎辞职呢？究其原因，主要是这段时期的汉庭内斗激烈，风雨中的三公宰相自然难以久持，大多是未干多久就被朝廷诸派内斗汇成的洪流给殃及，根本没有给引咎辞职形成制度的机会。 　　东汉中后期引咎辞职沦为政治上打击报复甚至是夺权的手段 光武复汉后，光武、明、章、和、殇数朝仍是对祖宗元帝创立的引咎辞职先例不以为意，这体现在明帝永平十三年时，曾发生一次日食，时任三公皆免冠自劾。明帝则谓：“冠履勿劾。灾异屡见，咎在朕躬，忧惧遑遑，未知其方。”丝毫未有拿三公开刀的意思。 　　安帝永初元年秋，由于淫雨不止，造成严重的水灾，导致饿殍盈野，盗贼蜂起。此时的安帝居然想起克绍箕裘，翻箱倒柜地寻出元帝压箱底的罢免三公的锦囊来，于是先罢免太尉徐防，次日又罢免司空尹勤。从此，除了冲、质二帝在位时间皆不足一年，可以忽略外，以后的顺、桓、灵、献四帝皆是亦步亦趋，宰相的引咎辞职联翩而至，并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所谓“凡三公以灾异策免，始自防也”。这一时期的三公纷纷引咎辞职，绝非只是偶然现象，它出现了一个新的特点，即当灾异发生时，罢免三公成为了一种政治上打击报复甚至是夺权的手段。前面提到董卓逆政时曾用这一招罢免司空，达成自己取而代之的目的。事实上这种事在桓帝时既已发生。建和元年六月，光禄勋杜乔升任太尉。杜乔在此前即久拂大将军梁冀之意，此次履新后更是屡次反对梁冀的提议。对其恨之入骨的梁冀立即瞅准时机，在九月以京师地动为借口将杜乔免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大汉王朝已经内斗频频，顺、冲、质、桓、灵五朝统治集团内部中，宦官、外戚之间冤冤相报，东汉中后期握有实权的外戚、宦官，展开了血腥的仇杀，使得朝政越来越黑暗；何进诛阉后，天子长期受制于权臣，几若傀儡，大汉更是进入了苟延残喘阶段。山河日下的颓势，使东汉中后期的皇帝不得不寄希望于用已然位高权轻、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