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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化社会背景下的执政党认同 　　〔摘要〕当今世界，社会发展的个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国也正步入个体化社会的进程。个体化社会造就了一个崭新的经济社会环境，呈现出许多新的显著特征。在新的环境下，影响执政党认同的因素表现出多样化，执政党认同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分析和认识个体化社会新环境下的新特点和新规律，理解和把握个体化社会对执政党认同的影响，有助于世界各国执政党共同正视风险和挑战，共同提升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 　　〔关键词〕个体化社会；执政党认同；经济增长；城镇化；新媒体；反全球化 　　〔中图分类号〕D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8048-（2015）04-0045-05 　　在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继续研究执政党认同与经济增长关系这个大课题时，世界形势正在日复一日地发生变化。总体上看，一个以全球化、互联网、新能源、大数据等为主要标志的“个体化”社会（the Individualized Society）已经到来。与经济自由化的浪潮所铸造的多元化社会相比较，个体化社会具有新的特点，如：劳资之间连接纽带弱化（如劳资之间的相互依存转变为彼此之间的自主性、资本取悦于消费者压倒了资本取悦于生产者、劳动雇佣关系的短期化取代了长期化，等等）、社会组织的扁平化、世界的虚拟化、公民的自我认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情绪化”。如果说，现代政党政治是多元化的产物，是成功应对多元化社会的文明成果，那么个体化社会究竟会带来什么挑战？在这个全新的背景中，寻找经济增长与执政党认同的关联度正变得愈发不可琢磨，影响执政党认同的因素越发具有多样性。也许是由于人性的弱点容易被个体化社会所张扬，几乎所有人都想“变”，人们对组织、约束、规范的吸引力越来越淡化，选民越来越感性化、情绪化、自我中心、自我认同，容易受个别事件的刺激而天然地判断在野党一定比执政党更好，从而忽略执政党比在野党更适合、更优秀的可能。那么，个体化社会究竟对执政党有什么影响？ 　　一、个体化社会造就了一个崭新的经济社会环境 　　“个体化社会”理论是当今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这个概念最早由贝克（上世纪80年代中期、1992年）、吉登斯（1991年）、鲍曼（2001年）等学者提出并系统阐释，如今已经发扬光大并登堂入室，成为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哲学等领域的热门概念。尽管有一定联系，个体化社会并不等同于个性化社会或个人主义社会，也不等同于自私自利的社会，或简单等同于自我中心的社会。它是一种社会结构与现象，反映了有关社会制度以及个体和社会关系的一个结构性的、社会学的转变。个体化反映了一系列出现在全球化时代、后工业社会时期全新的社会现象与社会结构，如：职业变化（如就业短期化的出现）；公共权威的衰落和个体孤独感的增长；倡导个性与自力更生；男女之间权力天平的变化；对男女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对私人生活和公共领域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一种私密性、非正式性、自我表现的文化的兴起，等等。〔1〕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则归纳出了诸如劳动力就业短期化、劳资之间的依存关系被打破、由于资本的全球性霸权而导致的世界无序、社会分化加速、贫富差距扩大、生活政治与“消费者”政治的出现、家庭的解体、传统的民主理论面临挑战、对性的全新解读等一系列个体化社会特征。〔2〕 　　用贝克的理论来阐释，如果要给工业社会的理论贴上一个标签，那么可以用“第一现代性”理论来指代，而后工业社会自然可以用“第二现代性”理论来指称。当代世界正在经历从“第一现代性”向“第二现代性”的转变，伴随这个转变产生了个体化社会。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几乎都被纳入全球秩序，因此，即使最贫穷的国家也出现了“第二现代性”的萌芽，因而“个体化”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发展趋势。如果说，“第一现代性”理论把欧美国家的经验绝对化、普世化，并视为世界各国的榜样，那么“第二现代性”理论则重视一种具有差异的“普世主义”，个体化社会理论即是其中的典范。也就是说，世界各国都进入了个体化社会的进程，但由于现代性的差异而导致个体化进程的实现途径与特征各有差异。用贝克的话讲：“个体化就其本质而言是对新的社会生活之道和社会生活形式敞开的，欧洲以外的国家既非欧洲个体化模式的重演，也不是这种模式的延伸。更确切地说，个体化进程的多维性必须摆脱民族的、欧洲视角的束缚。”〔3〕 　　尽管各国个体化途径和方式并不相同，但依然有一些相同的特点，这些特点被贝克归纳为“四项基本特征”：一是去传统化；二是个体化的制度化抽离和再嵌入；三是被迫追寻“为自己而活”，缺乏真正的个性；四是个人面临的不可靠的自由与不确定性导致的风险内化。也就是说，个体化社会的出现会经历三个阶段：脱嵌（个体从已有的社会规范、组织中摆脱出来）、去魅（原有的规范或既有权威的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