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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如何走出“死胡同”？ 　　编者按：近年来，东亚地区地缘政治博弈的烈度有所加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中日关系受历史问题和海洋权益争端等因素困扰而一路下滑，甚至走进了不知如何是好的“死胡同”；另一方面美国“再平衡”战略的持续推进和中国维护海洋权益的坚定立场致使双方互信水平不升反降。与这两大矛盾同步展开的则是美日同盟的继续强化。美、中、日三国是当今世界前三大经济体，三者关系的好坏不仅关乎东亚的命运，而且关涉世界和平的未来。为此，我刊专门邀请专家学者就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及所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飨读者。 　　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中日关系的近况如何？发展趋势如何？成为既让人期待又令人担心的问题。 　　2012年4月16日，日本右翼分子、东京都知事、自民党人石原慎太郎在华盛顿演说时口出狂言：东京都将“购买”钓鱼岛。当年9月11日，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严正交涉，在内阁会议上最终通过了从2012年度国家预算中支出20.5亿日元“购买”钓鱼岛本岛、北小岛、南小岛的决议，正式将三岛“收归国有”。日本政府的购岛行为激起中方的强烈反应，一些地方出现了涉日游行示威，中日关系陷入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以来最为困难的局面。两国高层交往全面中断，政治互信严重受损，相互猜疑达到了复交以来的最高点，相互信任降到了复交以来的最低点，可以说已经陷入了“谁都不信谁”的严重信任危机，双方都把对方政府的每一个外交和内政行为看成是针对己方（在事实上大部分确是如此，但未必是全部）。两国政治互信的缺失和政治关系的恶化影响到中日关系的方方面面，经贸关系倒退，两国民众的相互感情持续下滑，降到了复交以来，甚至是新中国诞生以来的最低点，两国军事对峙已达到了被国际社会认为“即使明天发生战争也不奇怪”的剑拔弩张状态。一言以蔽之，中日关系仿佛真的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为此，早在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出席G20圣彼得堡峰会之际的短暂站立会见时就说：“近来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1]然而此后中日关系继续恶化，已发展到了接近“全面崩溃”、“坏到不能再坏”的状态，所谓“再坏”就是擦枪走火，就是战争。面对这种情况， 2014年11月在北京召开APEC峰会前夕，中日双方通过艰难的谈判达成四点原则共识，习近平主席应约会见安倍首相，使剑拔弩张的中日关系终于出现了转机。 　　第一次“习、安会”的背景 　　根据笔者的观察，促成第一次“习、安会”的背景主要是： 　　第一，是否举行中日首脑会谈，取决于国际形势发展的需要，取决于我们开展对日外交工作的需要，而从当时国际形势和对日外交的发展变化看，两国领导人不仅需要“见面”，而且需要“坐下来谈”。 　　多年来，特别是在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中日之间形成了一种“惯例”或“规矩”，这就是只要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日领导人就不能会见，从而造成了安倍首相将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作为左右中日两国关系的“道具”，依照自己的政治需要或参拜，或献祭品，或表示“无可奉告（是否参拜）”，仿佛中日两国关系如何发展只有他才说了算，只有他才掌握了中日两国关系的主导权；仿佛中国需要“求”他不去参拜甚至不献祭品，才能在对日外交上有所动作，甚至世界都要盯着他走向靖国神社的脚步，才知道中日两国关系可能出现什么状态。 　　我们当然要坚决反对日本政府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不仅反对，而且与之做斗争，但是，拒绝两国首脑会面并非是唯一的斗争方式。同他见面，当面批判他的错误，戳穿他拜鬼（被国际法庭判决的、犯有反人类罪的战犯）的不义本质，也是一种斗争方式，我们非常有必要将左右中日关系的主导权拿到中方手里。 　　第二，第一次“习、安会”前夕，中日关系已经出现了十分紧张和危险的局面，为了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为了捍卫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发展成果，中国领导人需要“直面”导致中日关系出现这种困难局面的责任人和肇事者，劝说和警告其必须放弃战争边缘政策。尽管目前还不能说日本已经“复活军国主义”，但是日本国内确实存在着企图复活军国主义的极右势力，而防止日本出现军国主义复辟之路，也是中国责无旁贷的国际责任。同时，我们还需防止出现“美日共同抗中”的局面。 　　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应约与安倍会见，是捍卫国家利益之举，是维护世界和平之举，其目的就是通过两国首脑的直接会谈，起到避免中日之间发生军事冲突的作用，将中日两国从战争悬崖边上拉回来，这应该是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和平做出的重要贡献，值得载入史册。 　　第三，在第一次“习、安会”之前，安倍首相一再表示要见习主席，其主要目的是在国际上捞取政治资本，如果中国不见，就给他反诬中国“关上了谈判大门”找到理由。但是，安倍作为一国首相，“当家才知柴米油盐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