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对“中国”的研究.docVIP

怎样理解对“中国”的研究 　　学术需要“贸易” 　　我有一个奇谈怪论：学术需要“贸易”，国际学术交流就是国际贸易，而决定贸易模式的基本原理就是“比较优势”。我是经济学家，解释“比较优势”是我的职责，它的意思是，当一个国家样样都不如别国的时候，要扬长避短，选择相对来说更有优势的来做，生产出来的产品就有竞争力。 　　当然，“比较优势”原理是对整个国家而言的。对于个体，有两种情况不适用：一是已经具备了某种技术上的“绝对优势”的，不必委屈了自己的能力；二是不参与贸易的，完全可以仅仅出于兴趣来做事，这是更高的境界。经济学相信分工是有利于促进生产率的，而且贸易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如果说学术是个例外，我想不出闭关自守会有利于学术的理由。当然，不是每一项研究都需要用于贸易，说到底，兴趣还是第一位的。 　　学术研究中的“前沿” 　　我认为，中国问题可以成为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课题。如果要给一个定义的话，学术前沿在我看来就是未知且重要的问题。中国问题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自明，仅以人口和经济的体量，世界上就不会有人认为中国问题不重要。但仅有这种意义上的重要性是不够的，假设现有的西方主导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文献已经能够解释中国的现实，那么，中国问题就只是现有理论的实验场。中国问题的前沿性在于，对它的理解远远不够。这倒不是说现有的理论不能解释中国，恰恰相反，已有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用于中国（包括贸易与增长的关系）。但是，还不够，而就是这“不够”的那一部分，恰恰是前沿。 　　作为“转型与发展中 　　大国”的中国 　　中国的独特性在于，这是一个“转型与发展中大国”。将“转型”、“发展”和“大”这三个特征集于一身的，可能独此一家，而且，这三个特征对于中国的影响也是相互嵌套的。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到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超过50%；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地区间禀赋差异明显，各个地区之间经济的互补性很强，如果地区之间实现有效的分工，大国优势对于中国的发展将极其重要；作为一个“转型国家”，中国脱胎于计划经济，至今在部分方面仍然存在政府干预的色彩，尤其是它的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还远未市场化。 　　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与发展中的大国”，有很多理论问题都具有普遍性的理论价值。比如有三个问题可以认真研究。 　　第一是发展经济学的问题。即一个国家如何在经济发展中实现经济结构的转换，从农业之国走向工业之国，从落后走向发达，这一块的研究在世界主流经济学界还比较薄弱，因为主流经济学描述的主要是已经成熟的经济体，而不研究结构转换的问题。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其中是否存在一些可以推广的机制，比如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这种问题是可以上升到一般理论的。 　　第二是制度转型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中，制度转型相对来说不是处在最核心的位置。但是现在一些新兴国家，包括苏联解体以后，很多国家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都存在一个从不完善市场向完善市场过渡的状态，那么如何实现制度转型？这种转型是否具有一般的规律？比如说，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是什么关系？是先有经济的发展，再有制度的转型和政治民主化，还是经济持续发展必须以制度转型和政治民主化为前提条件？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学理论问题。又比如，在制度转型的过程中，教育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制度（包括具体的政策）从一种状态转型到另一种状态，其触发机制是什么？等等。事实上，涉及制度转型的理论也是具有一般意义的，是可以根据中国的实践提出一些新见解的。 　　第三是大国治理的问题。中国是一个大国，一个大的经济体如何实现有效的治理并推动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值得研究的。世界上有很多的经济体，比如印度、欧洲都面临这样的问题。在大的经济体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怎样的关系？地方政府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这种结构最终会影响经济政策的制定，并会影响到这个国家发展的绩效。在中国的发展实践中，不管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为这些问题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素材。 　　这只是举三个例子，实际上，还有很多类似的问题，在中国非常重要，但在现代经济学理论研究里还不是很深入。中国的经济学者们是可以基于本土的经验，为这些理论作出贡献的，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工作才刚刚起步，要真正形成成熟的理论，并且可以上升到一般性可以推广的理论，还需要长时间的努力。 　　“中国特色”还是 　　“中国模式”？ 　　研究中国的问题，一定要思考两个概念的差别，即在我们常说的“中国特色”中，哪一些是属于过渡性的，哪一些是在较长的时间段内比较稳定的。如果中国的很多结构性特征只是过渡性的，未来可能会收敛到人类已知的某种类型的制度上去，那么，中国现有的特色就没有那么大的理论意义了。剩下的，可能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