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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与中国战略的路径选择 　　摘要：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科技革命的推动，全球治理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解决全球问题已经超越了单个国家的能力范围，不同国家面临着不同的战略选择。21世纪的中国需要积极应对全球治理及其带来的各种挑战。中国的战略设计需要在平衡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采取灵活而富有弹性的多重战略，同时积极寻求策略，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就能够最大限度地为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创造有利的成长环境。 　　关键词：全球治理；全球问题；中国战略；战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D815；D829.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60（2013）02-0037-08 　　伴随着科技进步和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地区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人类面临越来越多的发展瓶颈，出现了单个国家或地区难以克服的全球问题。与此同时，传统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复杂化，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各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互动也显著增强。国际体系的结构变迁和稳定运行需要一种超越传统以国家为中心的方式来管理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等事务。人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转变观点积极应对全球治理成为不容回避的课题。 　　一、全球治理的界定 　　全球治理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西方。最为积极主张这一理论的是美国国际政治学家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和德国政治学家奥托?切姆皮尔（Otto Czempiel）等人的研究小组，以及以联合国大学的国际政治学家坂本义和等人为中心的研究小组。詹姆斯?罗西瑙指出：“与统治相比，治理是一种内涵更为丰富的现象。它既包括政府机制，同时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随着治理范围扩大，各色人等和各类组织得以借助这些机制满足各自的需要并实现各自的愿望。”罗西瑙认为，全球治理就是一套没有公共权威的管理人类活动的行之有效的机制。1995年，罗西瑙在《全球治理》创刊号提出了一个更为明确的全球治理定义：全球治理可以被认为是包括通过控制、追求目标以产生影响的各层次人类活动――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系统，甚至包括被卷入相互依赖的、急剧增加的世界网络的大量规则系统。 　　国内学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也密切关注全球治理这一主题。其中较早接触且影响比较大的研究者是俞可平教授，他认为：“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制（regimes）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俞可平的代表作主要有《治理与善治》、《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治理的变迁》、《增量民主与善治》、《全球化：全球治理》等。庞中英主编的《中国学者看世界?全球治理卷》（2007）集中体现了中国学者在理解全球化和全球问题基础上对于全球治理的认知，并且探讨了如何实现全球治理及中国的角色定位。叶江所著的《全球治理与中国的大国战略转型》（2010）主要探讨了全球治理背景下中国对国际体系变迁的认知以及中国未来的战略转变需要打一套“组合拳”，包括界定国家利益、参与国际制度、借助多边主义、参与全球治理，从而建设和谐世界。 　　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全球治理”理念的讨论大致分为肯定与否定两派。凡是对“全球治理”理念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虽然在具体阐释方面有分歧，但是基本都认为：“全球治理”的理念是建立在国际体系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客观基础之上，该理念的提出是顺应国际体系和结构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0美国著名的自由制度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Keohane）、约瑟夫?奈（Joseph S.Nye）对“全球治理”的理念持肯定态度。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和安东尼?麦克格鲁（Anthony McGrew）从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国际主义两个方面对“全球治理”的理念展开讨论。中国学者蔡拓赞成运用“全球治理”理念来对全球化世界作研究分析。他指出：“所谓全球治理是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的，多元行为体平等对话、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变革和全球问题挑战的一种新的管理人类公共事务的规则、机制、方法和活动。” 　　虽然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对“全球治理”的理念持支持态度，但是在国内外学术界仍然有学者对这一理念持怀疑态度。怀疑论者从总体上认为“全球治理”没能很好地解决“国家问题”和“权力问题”。同时他们否认“全球治理超越了地缘政治，或者说，全球机构或跨国公民社会在世界政治中是一些独立的权力部门”。在西方传统现实主义阵营中对“全球治理”理念持怀疑态度的重要学者有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D.Krasner）和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等。他们两人都运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现实主义理论，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