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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集中居住背景下村落熟人社会的转型研究 　　摘要：农民集中居住解构了传统村落熟人社会的基础，极有可能促成农民集中居住的新型社区成为一个陌生人的社会。现代社会逐渐蜕变为市场化的、陌生人的风险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由于以社区为基础的熟人社会能够满足人们本体性安全的需要、社会交换的需要，以及合作应对风险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在农民集中居住的新型社区中建构一个“类熟人社会”结构，重构人们新的社区身份意识和协作意识，将农民集中居住新型社区整合为居民共建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 　　关键词：农民集中居住；熟人社会；“类熟人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2.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5—0074—05 　　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逐渐由一个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变，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工业产值不断提升。在此背景下，随着城乡二元结构壁垒不断消解，农村社会也在不断寻找机遇，快速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推出新农村发展战略、城乡统筹和城乡一体化战略规划，农村社会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其面貌也将彻底改变。农民集中居住就是在国家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出现的。这种政府主导下的农村空间聚落的变革，目的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农村现代化，对于推进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在各地推进农民集中居住过程中，走向现代化和都市化的农村社会将会面临什么？在新一轮的农村建设高潮中，村落熟人社会将会遭遇怎样的境遇？村落熟人社会是否有存在的价值？村落熟人社会应该如何转型？是否要抛弃传统村落社会的一切抑或通过一些值得继承的文化来弥补现代化的不足？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与探讨，希望能对目前的新农村建设以及农村发展有所裨益。 　　一、熟人社会的内涵作为学术概念的“熟人社会”是老一辈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其代表作《乡土中国》中提出来的。他指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①，“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②。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私人关系，人们通过这种私人关系联系起来并构成一张张关系网，形成彼此之间的信任。正如费孝通所说：“我们大家是熟人，打个招呼就是了，还用得着多说什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到不假思索时的可靠性。”③正因如此，在熟人社会里，事情便变得相当有趣，一曰礼治秩序，二曰无讼，三曰无为政治，四曰长老政治。从这些富有洞见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到关于熟人社会的基本认识。费孝通先生并没有对熟人社会做出严格的学术定义，这给学者的后续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创作空间。 　　归纳起来，目前学界主要从以下两个范畴去理解熟人社会。一是把熟人社会作为一种实体的社会形态。与此对应的概念是陌生人社会，以此指称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乡村社会走向城市社会的实质是从熟人社会走向陌生人社会，从人情社会走向契约社会。在此范畴之下，结合中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实际情况，一些学者提出“半熟人社会”④、“无主体熟人社会”⑤等概念来理解转型中的农村社会。二是把熟人社会作为一种结构性解释框架。赵旭东指出，熟人社会作为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其最初提出的时候可能并非仅仅是描述意义上的，还有结构意义上的，也即是这体现了乡村社会的结构性的特性。⑥熟人社会发轫于乡土（农耕）文明，一旦作为一种结构性机制存在，就有了存在的独特逻辑。当费孝通先生把熟人社会同乡土文明联系起来论述时，揭示了熟人社会的发生根源；当他论述熟人社会中由亲情原则而形成的差序格局时，其实质是在讨论熟人社会形成后稳定持续的存在根源。⑦在此范畴之下，学者普遍看到熟人社会存在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一些学者认为熟人社会阻碍现代化进程⑧，另一些学者认为熟人社会在现代社会只要处理得好，有其存在的价值⑨。 　　学者们对于熟人社会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但费孝通先生早年提出的熟人社会维系的根基是礼治秩序应是一种共识。这个礼治就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道德伦理规范。在这种伦理规范塑造下，人们自觉地建构以己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的人情网络，形成共同的价值观，遵循共同的交往规则。这样的熟人社会事实上构成了一个意义共同体。 　　作为一个意义共同体，熟人社会给世人以守望相助、温情脉脉的形象。但实质上，熟人社会的产生乃是基于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追求确定性的需要，即吉登斯所言的本体性安全的需要。在生产力落后的传统社会，单个个体往往缺乏足够的能力去应付生产生活的所有事项，经常需要群体共同协作去应付各种困难，从而产生了共同合作的利益需求。这种利益需求通过建立在儒家伦理道德基础上的熟人社会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在儒家文化构建的这个意义共同体中，人们礼尚往来，互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