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中后期士人分化与诗坛新变.docVIP

南宋中后期士人分化与诗坛新变 　　〔摘要〕 南宋中后期，在科举、经济等外部因素综合影响下，士人入仕途径变得异常拥塞，士人观念因之改变。士与工商等其他群体广泛交融，中下层士人全面崛起，士之阶层分化逐步明晰。士人分化对南宋诗坛产生了深远影响，游士、隐士诗人成为一股重要力量。他们散布于两浙、闽、赣等地区，游离于政体之外或政体边缘，使诗坛重心分散于地方。在特定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左右下，其诗作呈现出率直清轻的特点，推动“宋调”进一步演变。 　　〔关键词〕 士人分化；南宋诗歌；江湖诗人；游士；隐士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3）03-0195-05 　　“士”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精英阶层，是参与国家管理和文明传承的特殊人群。南宋中期以后，数量庞大的中下层士人成为士的主要构成。他们逐渐由社会的中心走向边缘，从中央走向地方，从而游离于政治，活跃于“江湖”，士人群体发生深刻分化。①伴随士人分化出现的游士、隐士诗人成为此期诗坛的重要主体，其诗学活动改变了宋诗的风貌。从士人分化这一角度考察南宋中后期诗坛，可从文化层面把握推动此期诗学演变的内在动因。 　　一、仕途拥塞引发士人的价值观新变 　　宋代是一个成熟的科举社会，科举是宋人入仕的主要途径，所谓“朝廷取士舍科举之外无他法，士子进身舍科举之外无他涂”。〔1〕宋代庞大的士人群体，某种角度说正是科举制度所催生的。然而这一制度在南宋中期以后却出现了严重问题，锁院、糊名、誊录等规制形同虚设，各种舞弊行为迅速蔓延，甚至到了失控的地步，这引起当时官员的极大关注，《宋会要辑稿·选举》中保存了大量揭露科举弊病的奏疏，南宋人的文集中也有众多涉及这一问题的史料。科举制度的腐坏使士人失去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也失去了改变社会地位的可能。醇厚学子很难脱颖而出，以至“远方孤寒，至有通榜无名者”〔2〕。时人对通身腐坏的科举制度表达了强烈不满，认为“夺精失营者，莫科举之为累”〔3〕，有人则高呼取消科举重新实行荐举制。 　　从理论上说，科举对所有士人都是开放的、平等的，但实际上，能否参加科举、能否中第受诸多外在因素的限制。其中是否有雄厚经济实力做后盾，便是普遍性的制约因素。南宋大儒真德秀因为家贫筹集不到足够的费用，所以第一次赶考时“囊衣笈书，疾走不敢停。至都，则已惫矣”。第二次赶考时得到民间互助组织“过省会”及亲友的馈赠，才“舍徒而车，得以全其力于三日之试，遂中选焉”。〔4〕虽然没有明说经济上的拮据影响了科举“成绩”，但其言外之意显然包含了这层意思。参加科举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中第之后的各种应酬开支更是巨大。李昴英宝庆二年（1226）中第后接连写了五通家书，除第一封专为报喜外，其余四封说的主要事项便是在京的各种应酬及其花费，其《第二家书》中所涉及的开支名目竟达13项之多。〔5〕以至他所带的盘缠不能应付，不得不向人借钱。可以想见，经济方面的原因在当时限制了相当数量的士人，使他们的入仕之路更加曲折。 　　入仕途径的异常拥塞，引发文士观念悄然改变。传统士人多强调对道义的秉持，羞于言利，耻于为商、为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人生信条，然而这种观念南宋中期以后却加速裂变。士人不再将入仕为官作为唯一人生准则，在他们看来凡是自食其力的生活方式都可心安理得地接受。士人观念上的新变在袁采《袁氏世范》中体现得集中且明显，此书为“家训”类著作，著述目的是教育子女如何为人处世以便使家族兴旺，因而书中所论不是即兴而发的随意说教，而是深思熟虑后的思想观念。其卷中云： 　　士大夫之子弟，苟无仕禄可守，无常产可依，而欲为仰事俯育之资，莫如为儒。其才质之美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取科第致富贵，次可以开门教授以受束脩之奉。其不能习进士业者，上可以事笔札，代笺简之役；次可以习点读，为童蒙之师；如不能为儒，则医卜、星相、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至于辱先者，皆可为也。〔6〕 　　袁采为士大夫（即官员）子弟指出了多种立身门径。传统士人读书目的在于通过掌握“道”而实现其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也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袁采这里说的只有“能习进士业者”才符合这一要求，而“不能习进士业者”则失去了士的政治品格和思想品格，与传统士人的价值观已有不同。而更具突破性的思想是：如果不能读书为“儒”，“则医卜、星相、农圃、商贾、伎术”皆可作为“士大夫之子弟”的选择。也就是说，凡是可以养家糊口的事业士大夫子弟均可为之，士人可以从事农、工、商、艺人之业，反之，这些人也可以成为士。《袁氏世范》成书之后，在社会上得到广泛传播，发挥了实际影响。姚勉《孺人墓志铭》记其同年程澥的妻子谭氏“诵《袁氏世范》甚习”〔7〕；胡次焱在与人议论有关“过房”的问题时，《袁氏世范》中的观点也作为重要论据而被引用。〔8〕由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