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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间性、跨文化文学重写与翻译 　　摘要：将翻译视为一种跨文化的文学重写，其实就是要把翻译当成一种呈现文化问性的主动实践，把翻译文本当成一种互文本。从文化间性的角度来观照“翻译重写”在文学和文化各个层面上的表现，其目的是为更好地理解跨文化交流的流变性和杂糅性提供一种有效途径。 　　关键词：文化间性；跨文化；文学重写；翻译 　　中图分类号：DF48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4-010-04 　　跨文化（intercultural）一词的本义并非指不同文化的单纯相遇，而是不同文化相遇时在不同层面发生的交互作用。因此，跨文化交流的真实状况是不同文化的主体在相遇时所发生的意义重组，是一种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行为，而文化的主体性往往体现于各种历史、文学和思想文本当中。文化间性特质的形成是由于双方都是由自身特定视界出发而形成的视界融合。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相遇并与之建立意义的关联，在此关联中又会出现怎样的意义重组，正是一个两种视界交互作用的结果。翻译，正是异质文化的真实相遇，不同的文化主体（译者和作者、译者和原文、读者和译本、解读者与被解读对象）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对话。因此，翻译具有的文化间性特质是动态的，这是在文本与他者相遇时或在与他者交互作用时才能显现出的特质。通过翻译文本，读者与来自其他文化的文本相遇，对它们进行解读，从而与它们所代表的文化他者的主体性建立起一种对话和沟通。 　　翻译活动常被认为是两种语言之间的对等转换，事实上，完全等值的翻译是不可能实现的。文本的实际意义是在它与他者（世界、读者、作者/译者）的关联作用中生成的。任何一种翻译，无论其水准高低如何，都会使文本在本地化过程中发生意义偏离、变迁，甚至重组。从中西文化交流历史看，这种意义的偏离或重组可谓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甚至可以说，文本被翻译之后，已被重写成另一种新的文本，它在经重组之后所生成的新的意义，与此地的现实和历史语境具有更大的相关性。因此，勒弗维尔认为翻译就是一种“重写”。 　　原作被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它所代表的异地文化与本地文化发生交互作用的过程。可以想见，原作在进入本地之后，必然会在与他者的关联中发生意义重组。就此而言，翻译其实重写了同一文本在不同语境中与他者的关系。因此，当语境不断发生变化的时候，原有文本与他者的关联也会发生变化，原意与新意之间的对应关系自然也会出现偏离。这种偏离不仅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不同文化交互、对话的真实状况。 　　哲学家麦金太尔曾经为探讨激情与灵魂的关系而认真地研读了《荷马史诗》。他以《伊利亚特》的第一部第189至192行描写英雄阿喀琉斯的内容为例，对比了乔汉?查普曼、亚历山大?蒲泊和罗伯特?费兹格罗德等三人分别于1598年、1715年和1974年所做的译本，竟然发现不同时期的译者对荷马所使用的一个词语“心”（etor）的理解相距甚远，甚至达到南辕北辙的地步： 　　每一个译者都使用自己时代所熟悉的语言习惯用法，用各自用法的前提预制，又都是某种以自己同时代的精妙表述来解释【阿喀琉斯的】行动和归咎于他的相应的心理学决定性因素。然而，荷马时代的希腊却根本不谈什么杂乱的部分，也不谈什么“他心中的激情”。 　　麦金太尔认为三位译者关于荷马史诗的译作都代表了当时最高的翻译水准，但无论是哪一个时代或是使用哪一种语言进行翻译，其实都不能完全传达荷马的原意。因为生活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译者不可避免地对原作进行了有意的误读和重写，以至于一些读者在后来寻求理解《荷马史诗》的原意时会变得愈加困难： 　　如果每一个译者想得到他意向性读者的理解的话，他就只能将荷马的习惯用语与他自己时代的习惯用语混合起来；而较好的译者将能较巧妙地把荷马完全陌生的预想转化成较为人熟悉的预想。这就是为什么每一种特殊的文化环境都需要它自己的荷马史诗翻译的缘由所在；这也是通向理解荷马史诗的道路就是提高理解每一种翻译及其成就的一系列局限的道理所在。 　　这段话正好道出了翻译的宿命或本质，每一个译者的翻译都是对原作的重写，我们对经典的认知，归根到底取决于对不同译本之间差异的理解。其本质在于每一个时代的文化都具有自身的系统性特质，当它与另一种文化系统相遇时，不可避免地会从自身系统的特定视界出发去理解对方。由于这个特定视界永远不可能与对方完全吻合，所以不可能达成完全对等的理解，其真实的状况只能是两者的交互作用，即伽达默尔所说的视界融合。在融合过程中，一种文化在与他者交互作用中生发的实际意义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某种变异。正因为如此，翻译所带来的误读、重写的合法性和不可避免性才越来越多地得到人们的肯定。 　　二 　　我们研究西方传统的文学和文化经典在中国的翻译，不仅要看到这些经典中的哪些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