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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清代赈捐捐生文册稿 　　捐纳，又叫赀选，有时也叫捐输、捐例、开纳，通俗讲就是卖官鬻爵。它通常由政府条订事例，定出价格，公开出售，并成为制度，这就是捐纳制度。卖官制度由来已久，早在秦汉时就已出现。据史书记载，秦汉两代，每逢军兴、河工或灾荒，统治者每多举卖官爵，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公元前243年，因蝗灾，秦始皇嬴政令“百姓纳粟千石，拜爵一级”。西汉文帝从晁错之言，令民纳粟边陲，可得上造、五大夫等爵位。中国的卖官制度自此开始，以后历代都不同程度的有此举措。但清代之前的朝廷卖官，除东汉后期外，一般都是因筹饷、赈灾、备边或兴办工程的权宜之计，并不严重。到清代，卖官情况可谓登峰造极，不仅卖官范围大大扩大，而且开始形成制度，称为“捐纳”。 　　清代捐纳制度，始于顺治朝，完备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冗滥于咸丰、同治两朝，终于宣统朝。它与科举、荫袭、保举同为清朝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存在了两百多年，对于清代的社会政治，尤其是晚清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产生过非常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顺治初年，清政府规定士子可以纳粟入监学习。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耿精忠、尚之信叛清，康熙帝发兵讨伐，因“度支一时不继”，决定暂开事例，允许士民纳赀捐官。开办两年，所入不下二百万有余”。捐纳最多者为知县、知州，大约有500余人。“三藩之乱”平定后，复因西安、大同饥馑和修浚永定河及增置通州仓厫，再开捐例。这几次捐例，除了翎衔、封典、加级记录外，不仅可以捐知县，还可捐道、府实缺官。康熙帝死后，青海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又发生叛乱，清军粮秣供应不上，即位的雍正帝特开办阿尔台运米事例。此后，为了加强西北、西南边疆防务，又继开营田事例、广西民捐谷入监事例。雍正朝，除道、府、同知不准捐纳外，通判、知州、知县及州同、州判、县丞均可报捐。乾隆七年（1742年）长江中下游发生严重水灾，乾隆允开捐例。规定：京官从未入流、从九品及一应小京官以上至郎中为止，外官自未入流以上至道员为止；武职自游击以下，俱准捐纳职衔。1770年后又规定：凡文职，京官自郎中、外官自道、府以下；武官自游击以下的降、革、留人员，均可捐复，从而扩大了捐纳的范围。 　　康熙、雍正、乾隆年间，中央专制皇权高度集中，无论是报捐者，还是捐员都较谨慎，在德行操守方面尚能注意检点，清政府对于捐员的贪酷行为实行严厉的打击，轻则徒流，重则大辟。那时捐纳推行，对吏治尚无大碍。清中晚期，统治大为削弱，捐例广开，以致捐员成份复杂，吏治严重败坏。当时捐员中甚且有“一窃不通，徒以铜臭熏天，得以列名士版者。” 　　乾隆末年，乾隆皇帝已看出其存在的问题，认识到人才必须以正途为重，下令停止捐纳，他甚至要求子孙永远“奉之为法”。然而，乾隆以后中国人口激增，地主阶级人口的大量增加，文化人口过剩现象日趋严重，仕途日益狭窄，捐纳制度早已成为大批地主阶级子弟跻身统治行列的捷径，捐纳买官已无法停止。嘉庆元年（1797年），因爆发了席卷川、鄂、陕、甘、豫5省的白莲教大起义，为了筹措镇压起义的经费，嘉庆帝只好违背祖训，重开捐例，于次年开办了《川楚善后条例》。这次捐官，文官京官自员外郎、外官自道、府以下，武官自游击以下，非正途候补、候选正印人员均可报捐。道光帝即位的第七年，也参照嘉庆年间事例，开办捐例，并增加贡生捐中书，增生、附生捐教职的新规定。此后的历朝皇帝无不开办捐例。 　　咸丰、同治年间，中国社会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农民起义连年不绝，清政府只得开捐收。1851年咸丰帝即位，当年就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为了筹措战费，仿道光朝的办法，开办筹饷事例。筹饷事例原定一年，但因太平天国起义一时无法扑灭，遂宣布无限期开办下去。这次捐例同以往开办的捐例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它是实官捐纳，即所谓大捐。捐纳人员在领到户部凭照后，即可由吏部直接签发到任。捐纳的范围包括文武两途：文职京官自郎中以下，地方官自道、府以下；武职自参将、游击以下。这次捐例分别由户部捐纳房、捐铜局和各省藩库收银。由于条例纷繁，银数参差不一，加上经手官员侵蚀贪冒，以致在推行过程中弊窦百出，侵蚀勒派，私行减折，诸弊并作。捐纳由此冗滥。 　　清朝晚期，由于捐例屡开，社会上游资日益减少，许多地主、官僚、豪富在农民战争中不是被打死，财产被没收，就是逃往异地他乡，“日用不支”，无力为其子弟捐纳官职；一些小康之家也因社会不安宁，大多无做官的兴趣。一些与起义军占领地区邻近的州县生员虽想报捐，也因“纳赀往返，咸有戒心，而踌躇不前”。而不少捐纳实缺的人员因为战乱、道途艰险，无法到任或不敢赴任。即使到任，也因战事反复，辖地时得时失而无法视事，往往还因此革职丢官，这种情况使大多数人不愿报捐。开捐收银虽然不多，但军饷亟待，刻不容缓。清政府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被迫对捐银减成折价。先是减折二成，继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