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谏诤意识对诗文创作的影响.docVIP

欧阳修谏诤意识对诗文创作的影响 　　【摘 要】 文章首先分析了欧阳修谏诤意识的渊源；其次分析谏诤意识对欧阳修诗文创作的影响；第三，分别阐释了欧阳修面对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以及对辽、金、西夏的军事威胁提出的关于内裁冗官、广开言路，外修战备的谏诤；第四，阐释了其谏诤意识反映在创作中，加强了文学的现实性与政治功能。 　　【关键词】 　　欧阳修；谏诤意识；诗文创作；影响 　　北宋自立朝以来实行重文轻武的国策，形成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是中国封建社会“皇权-士大夫”政治体制彻底转型并得以确立时期，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机构，大都由文官担任，这就大大提高了文人的政治地位，同时也造就了一批集文人、学者、政治家于一身的士大夫群体。关心国家命运，心系黎民安危的仁人志士，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实现其对自我主体精神的凸显，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对苍生安危的同情。欧阳修作为文坛的领袖，作为谏院的谏官，以自身的才情创作了很多诗歌和以助君王理朝政、匡正时弊等有贡献意义的文学作品。 　　一、欧阳修谏诤意识产生的原因 　　北宋自建国之初，吸取晚唐五代藩镇割据的经验教训，改变晚唐及五代颓丧的士风，宋太祖赵匡胤便推行“重文轻武”的政策，形成了“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从而大大提高了文人的地位，导致宋代士大夫集政治家、学者、文人于一身。但是，北宋却是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的时期，外有辽、金、西夏夹击的民族矛盾，内有“冗兵、冗官、冗费”等阶级矛盾。在这内外忧患的时代背景下，北宋士大夫的价值取向由盛唐时代孜孜的政治追求转向对道德精神的弘扬，具有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国家使命感。 　　北宋杰出的文坛领袖欧阳修（1007—1072），是位兼擅各体的大作家，也是史学家、经学家和政治家。历仕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 　　这时，北宋王朝正处于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面对“夷狄骄盛，寇盗横炽”[1]宋朝廷“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2]的严峻局势，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在宋朝宽松开明的思想文化政策感召下，思想活跃，纷纷奋起指摘时弊，反对上下因循守旧，提倡推陈出新，以此期待改变那种经济、政治上积贫积弱的局面，从而促进了封建文化的全面繁荣。 　　二、谏诤意识对奏议文学创作的影响 　　奏议是我国古代社会臣下上奏帝王文书的统称，也是最高统治者掌握国情、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甚至是加强统治的工具。在君主专制社会，皇帝独揽大权，乾纲独断，臣下从军国大事到日常琐事，一般都要口头上或用书面形式请示，或反映问题、报告情况，或陈述意见、请求批示，或提出建议、有所谏诤，等等。札子类作品是谏官们写的奏议中的一种形式。 　　欧阳修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中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担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 　　1040年，欧阳修入谏院，感激恩遇，知无不言，关于整饬吏治，缓解内忧外患的矛盾多有诤谏。 　　1、对国内形势的诤谏 　　欧阳修对国内形势做出了明确的判断，内忧在于两点，一是大部分官员对官吏制度持有因循苟且，得过且过的态度，但是欧阳修认为此制度过于冗滥，存在很大问题。于是欧阳修递呈了两份奏状，一是《论按察官吏第二状》，一是《再论按察官吏状》[3]。前者对各路转运使作了剖析： 　　今所委转运使，岂尽得人乎？其间昏老病患者有之，懦弱不材者有之，贪赃失职者有之。此等之人自当被劾，岂可更令按察？其间纵有材能之吏，又以斡运财赋有米盐之繁，供给军须有星火之急，既不暇遍走州县，专心察视，则稽迟卤莽，不得无之。“不材者既不能举职，材者又不暇尽心”，其结果只能是“徒见空文，恐无实效”，“上下因循，了无所益”。这样糊涂走过程还有什么意义。但是，即使欧阳修再具论奏，依然是“格而不行”。于是，在后一篇奏状中干脆列举出不堪任用的按察使具体名单：“贪赃如魏兼，老病如陈杲，秽恶如钱延年，庸常龌龊如袁抗、张可久之辈，尽为转运使，皆自是可黜之人，必不能举职。”以无可置疑的事实对诏令转运使，副监按察使这种偷梁换柱的伎俩作了彻底的否定。在这份奏状中还陈述了冗官利害六事：“一曰去冗官，则民之科率十分减九。”“二曰不材之人为害深于脏吏。”“三曰内外一体，若外官不澄则朝廷无由致治。”“四曰去冗官则吏员清简，差遣通流。”“五曰去冗官则中材之人可使劝俱。”“六曰去冗官则不能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