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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国都论争问题研究综述 　　摘要： 　　民国时期出现过三场规模较大的国都论争，学界对每场论争进行了深入探讨，既梳理了各方的主张和实践，也阐释了论争的意义和影响。近年来，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和研究视角的转化，一批新意迭出的成果不断涌现。但就研究路径和对象而言，该课题仍有一些值得推进的地方。 　　关键词： 民国；国都论争；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K2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3）02-0163-06 　　民国时期，我国的首都几经变迁，引起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在民国初年、北伐时期和抗战胜利前后形成了几场规模较大的论争，既牵涉现实的政治权利斗争，也不乏人们对国家发展的深度思考，内涵十分丰富。 　　学界对此问题已有较多的研究，出现了一批以民国首都迁移问题为主题的都城史专著，用生动又不失严谨的笔法勾勒了国都演变的基本脉络，[1]另有数量可观的学术论文对每一场论争进行专题探讨，阐明各方的主张和行动，揭示论争的意义和影响。新世纪以来，随着新史料的开掘和学术视角的转化，一批新意迭出的成果不断涌现。本文拟梳理既有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一些设想和展望，供学界批评指正。 　　一、民国初年的国都论争 　　辛亥革命期间，出现过两次国都之争，先是革命军内部围绕临时政府所在地的武汉、上海之争，后因南京光复、汉阳失守的局势变化，改都南京。清帝逊位后，孙中山与袁世凯又展开了南京、北京之争，最终以定都北京而结束。 　　前次论争的内容较少，学者多对其过程有细致介绍，但真正深入的研究并不多。一般认为这是在筹建临时中央政府过程中，湖北“首义集团”与江浙集团展开的政治中心地位的争夺，“揭开了民元‘争都’的序幕”。[2]王明德还指出南京成为革命的中心，是沪、鄂双方妥协的结果。[3] 　　后次论争作为辛亥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早在民国时期就引起了学者的瞩目。二、三十年代出版的很多中国近代史、中国革命史专著如高劳的《辛亥革命史》、贝华的《中国革命史》、李剑农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陈恭禄的《中国近百年史》都有事件的简要记载，包括孙中山与袁世凯意见相左、参议院内部的争执、袁世凯的手段等等，但缺少深层次的解析。 　　改革开放之后，研究才真正起步，不断有学者发文讨论，其中以胡绳武的《民元定都之争》（民国档案，1987.2）描述得最为细致。该文征引大量的档案、文集、报刊、书信资料，将革命派、立宪派、各地都督、袁世凯集团以及列强的建都主张和表现一一呈现出来。 　　对于这场迁都之争的评价，多数学者不脱革命史的分析框架。1948年发行的一部近代史教材就将国都北迁视为革命党人向袁世凯的屈服，是辛亥革命的失败之处。[4]1979年，章开沅指出“争都”实质上包藏着封建买办性的军阀官僚集团、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和立宪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三种政治力量的相互斗争，归根到底要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和阶级斗争的结果。[5]王明德也将论争看成是革命成果的争夺、政权的争夺、共和与专制的较量。[6]近年来，也有学者尝试从其他角度去解读这场论争。袁成毅从国都之于国家政治辐射及对外防御的关系出发，认为革命派更多的是因战局的变化来确定新的政治中心。袁世凯维持北京政治中心的地位则有制约日本、抑制复辟势力的考虑。[7]季剑青则从政权合法性角度着手，指出主张建都北京者强调历史连续性对建构政权合法性的意义，而孙中山等人注重从法理及种族、政治革命方面建构南京政府之合法性。[8] 　　各派人物的定都主张是学者研讨的热点问题，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的国都主张自然是重中之重。姚渔湘通过搜罗相关材料，发现1897-1921年间孙中山九次谈及建都问题，涉及南京、武汉、西安、开封等多处，否定了流传已久的永远建都南京说。[9]其他论者也评论了孙中山的各种国都论，认为其建都思想有一个流变的过程，不同时期的针对性不同。[10]袁成毅还特别提到孙力主定都南京的日本因素。[11]学界对与孙中山持不同意见者的评价也日益客观。谢本书指出宋教仁等爱国人士提议建都北京是为了避免大动乱，进行和平建设，从个人动机来说，难予进行责备。[12]胡绳武提出袁世凯及其依属者坚持定都北京的理由绝非全无根据，当时袁对北京的控制并非绝对牢固，存在帝党死灰复燃、强敌乘机侵略的危险。[13]章太炎在首都问题上与孙中山等人分歧严重，过去对他的负面评价较多，近十年来学界的评判更加公允求实，认为章的主张是基于“北疆动荡不安”的考虑、“期望尽早建成强有力的统一政权”、“是为了维护南北的统一，为了巩固新建的民国政权”。[14]丁守伟更是旗帜鲜明地指出章太炎的定都主张，实本着“天下为公”的理念，而少注意一派一系的私利。[15] 　　南京临时政府北迁原因也是学者热议的话题。除了南京政府的退让妥协、袁世凯的阴谋手段、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