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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的民族观与民族自信 　　摘要：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民族观，既不是一开始就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局的发展变化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他在继承中国传统“华夷一统”观的基础上，立足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将传统历史研究方法与西方史学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民族概念及其民族观进行了比较合理的阐释。其民族观之所以对其后的中国民族理论发展和走向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其所运用的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民族观所体现出来的那份爱国情怀和民族自信心。 　　关键词：顾颉刚；民族观；民族自信 　　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5―0141―06 　　九一八事变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这不仅给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带来了强烈的震撼，而且刺激着中国知识分子对民族问题进行重新思考。当时的史学界围绕中华民族概念及民族观问题展开了比较激烈的争论。在这场讨论中，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直到今天，有关中华民族形成方面的论著都要或多或少地涉及这个问题。如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周文玖《从“一个”到“多元一体”――关于中国民族理论发展的史学史考察》，郝时远《关于构建中华民族的几点思考》，马戎、周星主编的《中华民族凝聚力形成与发展》等。本文在分析顾颉刚民族观历史渊源的基础上，试图对其民族观的提出、形成和发展变化过程做一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并揭示其民族观所蕴含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自信力。这对新的时期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都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顾颉刚民族观的历史渊源 　　顾颉刚对其民族观的阐述并非侧重概念的分析和各种理论的列举、对比和解读，而是站在历史学家的立场上，将民族问题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象来研究。并力图从史实中寻求依据，尤其注意将西方理论与中国的历史实际相结合。追根究底，其民族观与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一统”观念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 　　顾颉刚在论述种族概念时，先从考古发现的角度指出“夏、商、周不是三个朝代而是三个种族”，因为春秋时期，黄河下游的人自称为“诸夏”，而瞧不起四围的人民，称他们为“蛮、夷、戎、狄”。在当时，姬姓的周、鲁和姜姓的齐、许等已列于诸夏，而姬姓的骊戎和姜姓的姜戎依然是戎。由此可见“当时的诸夏和蛮夷并不是以种族分而是以文化分的”。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中国人自来只有文化观念而没有种族观念”。①可见其思想深受中国历史上以“文化”来区别“华夷”之传统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古代史也是一部华夷争斗与融合的历史。“华夷一统”观念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充实和提升，并自始自终被包容在王朝“大一统”观念之中，在绝大部分时期为中原王朝统治者所接受和实施。严“华夷之辨”往往出现在华夷政权鼎革之际，而在历史上大部分稳定时期，并不太强调种族之别。清末民初，革命党人出于推翻清朝政权的需要，提出“驱除鞑虏”的口号，使种族问题重新成为讨论的重要话题。同时，在革命和社会进化论的语境下，汉族为中国主体民族的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从表面看，这种变化似乎与中国历史上屡次发生的华夷之争并无不同，但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等观念广为流传，尤其是在日本武力入侵的现实背景下，无疑给这一问题增加了新的内涵和解决难度。如何妥善处理“华”、“夷”概念在近代的演变及其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关系，已不再是内部的问题，而是上升到“保国卫种”的高度。顾颉刚的做法是回到历史，从传统思想、经验中去寻找解决的途径。 　　他认为，经过漫长的反复的交融，中国已不存在纯粹血统上的种族了。各族之间早已非种族关系，而是以文化相区别，“汉人文化之中心为夏商周三代之文物，此三代似为汉族之正宗矣，殊不知夏来自北，商来自东，周来自西，皆当时之外国人”，等到秦汉一统，蛮夷始化，及其后来的辽金元清“俱化于汉，故知汉人非种族之谓，凡能用汉文化者，即为汉矣”。②这与中国古代“用夏变夷”思想并无二致。 　　1939年，顾颉刚在《中华民族是一个》中继续从中国历史的演变中寻找其“种族”观的证据。他指出，春秋时期的许多蛮夷到了战国时期都消失了，其原因并不是绝种了，而是因文化的提高而与中原诸国合为一体了。到秦始皇统一，“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就生根发芽了。从此以后，政权的分合固有，但在秦汉的版图里大家都是中国人了。宋朝时辽、金、元和西夏迭来侵夺，然而到了后来仍然忘记了种族的仇恨，彼此是一人了；《辽史》、《金史》、《元史》都成了中国正统的史书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就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种族的成见，只要能在中国疆域内受一个政府的统治，就会彼此承认都是同等一体的人民”③，“因为文化的力量本来可以超越种族的界限，只要文化联成一体，那就是一个不可分解的集团了。”④ 　　他接着提出